《会员通讯》2009 第3期

                      国际交流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
　                      首席代表艾文耕……………………………………………………………………（2）
                      研究信息
　                      美国美中关系研究中心提出“美国—中国伙伴关系”新观点
                    　  ………………………………………………………………………………………（4）
                      会员建言
　                      关于taptap新版本下载建设的几点建言—国家
　                      银监会研究局局长黄毅……………………………………………………………（6）
                      媒体观点
　                      中美智库差距引发争论……………………………………………………………（8）
                      征稿通知
　                      会员通讯征稿通知…………………………………………………………………（15）

 

 

[国际交流]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驻华首席代表艾文耕

2009年5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艾文耕先生应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邀请访问我中心，全面介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和运行机制，从监测、贷款、资金来源、基金份额调整四个方面，表达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来改革的看法，就大家关心的议题进行了回答。

一、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一）改革监测功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向平等、独立的方向发展。今年10月份，将召开金融稳定委员会首次会议，对所有国家建立早期预警系统。

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对美国是否有效问题，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贸易逆差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缺乏正式监管机制，特别是美国不借款就难于约束。他认为应吸取三个教训：（1）、应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2）、关注国际间的经济金融联动和危机传播。（3）、关注储备货币国家的监测问题。

（二）改革贷款功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提高基金贷款的灵活性，减少贷款的附加条件。

（三）增加资金来源

G20峰会决定，第一步将基金规模提高1倍，达到5000亿美元，将来进一步提高到7500亿美元。峰会还决定出售部分黄金筹资。

针对是否可以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规模，并建立亚洲SDR等问题时，艾文耕认为：很多亚洲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与金融账户也未开放，建立亚洲SDR尚有很多问题需要斟酌，建立亚洲外汇储备池是个好建议。

（四）改革基金份额调整机制

艾文耕主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增加代表名额，建立自动调整基金份额的机制，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官选聘机制，他希望中国将来能产生一位基金总裁。

二、对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看法

针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艾文耕认为，这是一段十分困难的时期，虽然比不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确是7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发达国家正在从三个方面应对危机，修复金融体系，推行经济刺激计划，深化国际合作与协调。这些措施将改善危机中的全球经济。

关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一种看法认为，今年末或明年初美国经济将会复苏。另一种看法认为，美国不允许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将会步日本后尘。艾文耕对美国经济较为悲观，他认为美国出口还在下降，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恢复，政府扶持金融机构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个观察过程，结果如何尚未确定。美国经济可能还需要1-2年才能复苏。但是，他不认为美国会象日本那样，经历漫长、痛苦的10年。

 

[研究信息]

美国美中关系研究中心提出

“美国—中国伙伴关系”新观点

美国美中关系研究中心提出了“美国—中国伙伴关系”的新观点，即美国和中国只有建立新型经济、政治伙伴关系，以和平共处根本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体系，才能建立“正义即实力”的新型国际体系，确保21世纪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

一、《致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的白皮书》

近日，美国美中关系研究中心撰写了《致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的白皮书》阐述其“美中伙伴关系”核心观点。目前该观点已引起美国战略界重视。原美国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评论，“我完全同意这些观点：中国和美国应当成为成功的伙伴，美国和中国的公司也应成为全球性的伙伴。”

二、“美中伙伴关系”新观点和理论体系

（一）“美中伙伴关系”核心观点：美中两国只有建立新型经济、政治伙伴关系，并以和平共处为根本原则建立新型的国际体系，才能确保21世纪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以及全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

通过新的框架理念、总体战略和议程建立的美中伙伴关系将结束人类文明的冲突，开创两国文明合作新关系：即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全球化解决方案、合作平衡。

（二）建立两国经济伙伴关系，确保两国经济安全：美国必须抛弃中国是“竞争对手”的传统观念，彻底开放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和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建立美中两国企业间的全球伙伴关系，建立互惠的经济全球化，才能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大问题。

（三）建立两国政治伙伴关系，确保两国国家安全：美国必须抛弃一个传统观点，即中国将垮台，或不可避免地变成西方式“民主”国家，或继续停滞不前。美国必须发自内心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即中国不应当也不可能抄袭美国的政治制度。美中两国政治伙伴关系的新理念框架是：让美国理想的权利社会、多数裁定民主制和法制与中国特色和平相处，建立美中军事伙伴关系以解决21世纪人类安全危机。

（四）建立新型国际体系为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基石：当前美国设计、领导和控制的国际体系是失败的、不可持久的，建立在“实力即正义”逻辑上的美国传统对外政策和防务战略，背离了美国理想，不能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21世纪新型国际体系的框架理念是：把经济权威、军事权威与道义权威三者结合，把华盛顿、邓小平等伟大政治家倡导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人类理想，与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统一起来，建立“正义即实力”的新型国际体系。

（五）美中建立经济、政治伙伴关系的第一步，应以和平共处原则取代文明冲突原则。“冲突原则”包括七个表现（1）伪善心理：这是公平的；（2）不容分说：必须信我的话，照我的做；（3）潜规则：别管我怎么做，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4）傲慢心理1：你必须听我的；（5）傲慢心理2：我们总比你强；（6）偏见心理：我们国家对错与你没关；（7）强烈激情：冲突、权力、欺人。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共处原则的结果；选择和平共处还是冲突原则，关系到21世纪美国理想、美国政治制度和美国决策程序的生死存亡。美国决策者和人民必须经历一次“文化的革命”，才能彻底改变美国普遍存在的负面性心态。（摘自taptap新版本下载内部资料《智库言论》）

 

[会员建言]

关于taptap新版本下载建设的几点建言

黄毅  银监会研究局局长

欣接贵办致个人会员的函件。很荣幸担任taptap新版本下载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中心应运而生，立足国情社情，应对金融危机，服务发展大局，其成立意义非凡！现就本人对中心建设的理解，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供参考：

其一，确定中心的建设标准。任何智库性组织的建设，其标准不在于规格高显、阵营豪华、人数众多；而在于定位准确、结构合理、运行有效。中心拥有一流的建设条件，确定了一流的建设目标，仍应考虑设定科学的建设标准，对中心予以准确定位，形成合理的组织结构，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这决定于中心成员的献计献策，但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建设智慧。

其二，明确中心的工作思路。中心宜明确如下工作构想：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汇集国内外一流人才，聚焦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问题，开展国内外经济研究，搭建国际经济交流平台，进行国际经济、金融交流与合作，为国家重大经济金融决策提供支持，为参与国际商贸事物主体提供咨询，为国家智库性组织发展提供范式，最终成为推动国家长足发展的重要智识力量。

其三，加强会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中心会员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拥有较好的研究条件，通常属于人们所说的知识精英范畴。而知识精英历来是国家和社会的脊梁群体，他们更容易具备兼济天下的情怀，更容易储备相对充分的学识，更容易寻求报效国家和社会的途径。他们的理想、能力和方法，无疑有利于推动国家和社会前行。可见，中心会员是有责任有使命的。其承担社会责任和使命的方式，集中于其对社会的智识贡献。故而，应考虑采取可行措施，加强会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促使会员不辱使命，勇担责任，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才智。

 

[媒体观点]

中美智库差距引发争论

就在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找到“救世良方”时，一个新的中国智库于上月诞生。这个由中国原副总理曾培炎挂帅的研究机构直言，其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智库”。两个月后，它将举办“全球智库峰会”，为摆脱金融危机出谋划策。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中国高层决策中的角色充满联想。与此同时，不久前出台的一份全球智库研究报告却给中国智库一个不小的打击：在数量上，中国智库不仅不及美国的零头，也落后于阿根廷、印度等新兴国家，被排在“十大智库国家”之外。这种与中国国家地位极不相称的现状令不少人感到难以接受。中外智库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智库能搬用西方的经验吗？《环球时报》记者走访了美英日及中国的十多家智库，在十余位专家的观点碰撞中，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中国智库：亏空的“软实力”？

“如果中国想在15到20年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智库必须有所作为。”“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这样说。不久前，由他领导的项目组出台了首份关于全球智库排名的研究报告。从报告各类排名来看，中国智库与世界发达国家智库的差距非常大。在报告中，美国智库最多，共1777家，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74 家。在报告中的全球50大“美国以外的智库”名单上，中国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入围，分列第25和34位。而在全球七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城市排行中，北京、上海都榜上无名，亚洲及大洋洲智库的中心城市是澳大利亚的悉尼、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日本的东京。

中国智库在西方学者眼中分量如何？《环球时报》记者询问了多家世界知名智库的学者。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何慕理聊起这个话题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好几家：中国社科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而且在他看来，中国智库大多是“自上而下型”的，属于各部委，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很大。在伦敦，英国最大的对外关系研究智库之一——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问题学者克里斯托夫·胡德博士说，他不仅知道中国社科院等研究机构，而且常看中国同行撰写的文章。伦敦新生智库思想研究所主管克莱尔·福克斯说出了林毅夫、茅于轼、厉以宁等一批中国知名学者的名字。在两位了解中国智库的英国学者看来，中国智库对政府很有影响力，但中美智库的实力对比还是非常悬殊的。胡德说，像美国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已成长为国际性的智囊机构，其言论不仅能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更会被世界所重视，“中国的智库还做不到这一点”。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承认，由于不太注重舆论造势和社会影响力，中国智库的知名度不高，但他认为，就对本国决策的影响力而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智库能与社科院相比，“过去30年社科院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则认为，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能力难与西方智库匹敌，这已严重影响到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传播，不能不说是中国软实力的一种亏空。

美国智库的“超级影响力”

美国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这样概括智库的功能：生产理念、供给人才、谋求共识、教育公众、充当政府外交的“第二渠道”。数十年来，美国智库几乎无一例外沿着这几条路线行走。《环球时报》记者用数天时间走访了被称为“美国智库街”的华盛顿马萨诸塞大道，亲身感受到了美国智库业的繁荣，也看到了中美智库显而易见的差距。

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智库街”距离白宫仅三四公里，这段几百米长的街道上基本没有8层以上的建筑，看上去平淡无奇，却孕育着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外交政策。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等数十家顶尖智库扎堆地聚集在这里，而那些智库精英几乎“天天摸爬滚打在一起”。随便走进智库街的某家餐馆、咖啡厅都有可能遇到某位著名的“思想者”。记者就曾在就餐和喝咖啡时间偶遇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等智库精英。相互间高频率的接触使智库人员很容易迸发出思想火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界出现了主张对华强硬的“蓝军”，最初就起源于在“智库街”某酒店常聚会的八九个智库圈人士。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人员的交流多限于研讨会和一些私人约定的聚会，没有美国那么随意和轻松。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总裁何慕理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政策是由智库制定的”，比如奥巴马政府奉行的“巧实力”外交就出自CSIS。二战结束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开始研究战后重建和创建联合国等计划，这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重要指南。美中建交前，兰德公司提出“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建议，最后被尼克松采用；该智库还参与近年来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编写。美国能长期维持其国际地位，与这些智库的思想贡献直接相关。

在智库街的采访还让记者深感美国智库与政府间亲密且微妙的关系。记者到卡内基基金会采访时偶遇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进行关于核问题的演讲，但这位美国第五号人物的演讲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大多数人都依然做着自己的事。基金会内部人员告诉记者，“来这里演讲的大牌人物太多了，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去年美国大选刚揭晓时，何慕理就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CSIS将有10人在奥巴马内阁中担任要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何慕理的自信，比如，该研究所副总裁科特·坎贝尔已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何慕理说，CSIS中还有尼克松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以及卡特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前副总统切尼的夫人现在企业研究所，切尼将来也会到那里工作；传统基金会里有卸任的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智库为前文官提供了继续介入美国政策的良好平台，也是美国高层的‘储备所’”。相比之下，中国智库研究人员要见到政府高层就很难，有学者认为，这直接导致智库的政策影响力打折。

智库的职责是影响公众还是影响政府？

除了影响政府，美国智库还将很大精力用于影响普通民众和媒体。在美国，几乎每家大型智库都有专门的公关部，负责与全世界各大媒体联络，有些智库甚至设立24小时“媒体热线”。它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借助媒体发表看法，形成公众舆论，从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此外，美国智库还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刊物，比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外交》杂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CSIS的《华盛顿季刊》等，使其能在国际范围内制造话题、把握话语主动权。

美国政府也喜欢通过智库这个渠道来放“试探气球”，为一些重要政策的出台做准备。2002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曾在布鲁金斯学会按照布什的授意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结果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布什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重要标志。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著名智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引来国际媒体热评。对此，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认为，在对公众的影响力上，美国智库充分运用了媒体的传播效果，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智库要在这方面下一些工夫。“但公众影响力并不代表政策影响力，”黄平说，美国强大的国家软实力，使他们的智库能轻易享有比较高的国际声誉，与其说美国智库影响力大，不如说是美国媒体影响力大，美国的软实力强大。曾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先生说，美国智库在引导政府决策上也犯过不少愚蠢的错误。比如，导致布什政府深陷泥潭的攻打伊拉克政策40%的点子出自企业研究所；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1000多家智库，预测到危机的研究人员不足5人。美国智库的软肋因此暴露无遗。

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问题专家胡德博士分析说，中国智库大多进行中国国内问题的有针对性研究，比如机构改革问题等，而对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较少，被翻译成外文对外发表的就更少，这让不少中国智库在世界上显得“默默无闻”。多年研究中国问题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说，中国智库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官方味道太浓，限制了想象力和独立性——尽管近年来已有些改变；二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缺少批评态度。季北慈说，“我一直想知道中国学者如何看待中国，但发现这很难，因为这种声音很少”。

很多人认为中美智库的差距还体现在悬殊的研究经费上，像“兰德公司”那样每年2.5亿美元的预算，令所有中国智库难以望其项背。对此，何慕理说，“兰德公司”只是美国智库中的一个类型，它们可以从政府或政党那里拿到钱，不用为生计发愁，但更多的智库是像CSIS这样由私人出资筹办，它们不得不自己去筹钱，而且要为重大项目绞尽脑汁，“如果项目立错了，搞不好还得倒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心伯向记者透露，作为中国最重点的美国研究基地之一，该中心每年有上百万的国家拨款，再加上从社会各界和国际合作项目中争取到的研究资金，“虽然无法和美国顶尖智库相比，但还是旱涝保收的，研究人员的待遇也不错”。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常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史天健也承认，其实美国智库的钱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多。除去工资，他每年在北京可支配的经费只有一两万美元而已。

中国智库不必模仿美国

“中国智库不需要完全复制美国智库的模式。”这是绝大多数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智库精英的看法。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中国智库可以参照许多美国智库的操作方式，提高“进谏”能力，但中国智库的运作模式还是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史天健也认为，中国智库要提升的是研究方法，而不 是去拷贝美国模式，更重要的是，美国智库受政党、利益集团甚至外国资金的影响太大，这是中国智库未来发展必须要警惕的问题。黄平甚至认为，从当前的状况看，中美智库之间并不能用“差距”来概括，而应该用“各有所长”来形容。他说，在美国智库工作压力过大，时刻处于“知识紧张”的状态，不利于研究，而中国 的研究者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享受研究的进程。

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对记者说，所谓“言智必及事”，只有将知识准确运用于实际事物之中时才可称为“智”，但今天许多中国智库却只是“知 识库”、“数据库”。“与此同时，中国智库的发展也一定是与中国的改革进程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相伴随的。”在庚欣看来，在软实力较量的时代，“斗智”是大国的主要博弈方式，因此中国越发展，智库的作用就会越明显。他说，“坚持独立性而非附庸，塑造才能型而非知识型，主张创新而非庸俗守旧，一直是中国智库面对的课题，而独立性也绝不只是体制问题，不仅不要唯上，也不要媚外、媚俗。”（全文转载自4月22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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