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09 第6期

  • 时间:2009-09-10

                     峰会动态
                         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隆重开幕……………………………………………(2)
                     主旨演讲
                         曾培炎理事长在“全球智库峰会”上的演讲……………………………(3)
                     会议讲话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在“全球智库峰会”上的发言………………… (11)
                     主论坛综述
                         把脉全球金融危机  展望世界经济前景………………………………  (15)
                      分论坛摘要
                         国际能源合作与全球能源安全………………………………………… (22)
                         危机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与实践………………………………… (25)
                         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讨论……………………………………… (27)
                         搭建合作平台  共谋全球发展…………………………………………  (29)
                         重建全球储蓄与消费的平衡…………………………………………… (33)

 

 

[峰会动态]

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2009年7月2日,首次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隆重开幕。出席今天峰会开幕式的,有60多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性组织代表900多名。其中各国政要、前政要、政府官员、驻华使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组织和世界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150余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外知名的智库代表、专家学者450余位,中外企业代表200余人,中外媒体代表150多名。

在开幕式上,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先生,就智库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进行了演讲。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地、深刻地受到别国经济的影响。在这个日益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智库将会在全球决策过程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智库的使命就是“了解今天,迎接未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列举了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如环境、气候、武器扩散和能源等威胁,指出金融危机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勾勒出此次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强调利用智库合作来应对金融危机,以全球性的办法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2006年诺贝尔奖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先生认为,这场危机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因为金融经济系统正常时,我们不想去改变它,不想对它进行调整。现在它崩溃了,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改革和调整,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重新架构。我们可以尝试对解决金融危机提供一个新的框架:重新设计金融体系,创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商业模式,用技术改善穷人的生活。

美国布鲁斯金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提出,一个成功、有影响力智库的关键要素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其中,质量是指由其所拥有的专家质量决定的政策咨询的质量;独立包括智库所拥有学者的思想独立、智库研究不受资助方的影响;影响力是指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三大要素不仅指导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而且突出了布鲁金斯的独特性,构成了布鲁金斯学会所坚守的三个核心价值奠定了其全球领先智库良好声誉的坚实基础。

 

[主旨演讲]

曾培炎理事长在“全球智库峰会”上的演讲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全球智库峰会”。在这里,我想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和智库发展问题谈一些看法。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遭受了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各主要经济体、国际组织迅速做出反应,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和刺激计划。近几个月,世界经济急剧下跌的势头减缓,金融市场动荡减弱,融资功能逐步恢复,市场信心有所增强。同时,股市快速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今年以来国际油价上升约50%,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三个月内上升了30%,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些情况增加了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现在,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众说纷纭,有的比较乐观,有的依然谨慎。我认为,这次复苏将会是一个较长曲折的过程。首先,从金融本身看,巨大的泡沫没有彻底化解,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比年初估计的规模翻了一番,大量中小银行不良资产有待清理,金融体系不排除出现新的局部动荡。其次,从各市场主体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居民受资产泡沫破裂影响,深陷债务困境,加之失业率上升、预期收入下降,国际市场消费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量企业因实体经济继续衰退而倒闭,各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大多在实体经济外循环,中小企业融资仍很困难。全球总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新经济增长点有待培育。很多国家的政府应对之策已用到极限,财政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不大。第三,更重要的是,建立世界经济正常运行机制,需要转变发展模式,改革现行金融体系,调整经济结构,这必然触及各方利益,对其中难度应有充分的估计。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由于外需急剧收缩,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明显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压力增大。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出台4万亿新增投资计划;鼓励居民消费,培育家电、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汽车销售量已连续5个月居世界第一位;制定了若干重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促进结构调整;加强改善民生的投入,今明两年投资4000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今后三年政府投资8500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稳定出口市场,尽可能减少外需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的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稳定外需短期内难见大的成效,内需扩张还无法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缺乏为农民和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回升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从全球和中国的情况看,危机总体趋稳,世界经济正处于低位震荡的时期。为了避免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和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覆辙,防止刚出现的复苏嫩芽夭折,国际社会应该凝聚共识,稳定并继续推进前一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当然,对可能预后不良的政策,如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当审慎和节制地使用。我相信,应对危机的政策将是今后两天交流的主要议题。

这场危机暴露出传统发展模式和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矛盾。随着形势的变化,世界经济将突破旧有的秩序和格局,传统的国际分工、经济结构、发展方式、治理模式都会面临新的变化。这就需要立足当前,着眼于解决后危机时代更为复杂的中长期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提出富有远见卓识的标本兼治之策,从根本上防止这样的灾难重演,推动形成和谐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我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智库同仁研究思考。

第一,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今年G20峰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形成了一些共识,现在的关键是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落到实处。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推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制定普遍接受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加强信息披露,对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跟踪、监测和及时的干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向稳定、可预期、多元化方向改革。但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框架难以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动,“你的货币”容易成为“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设计出一种机制,保持储备货币币值稳定,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金融风险必要的监督,对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所约束,促其币值稳定。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提倡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充分发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扩大互换额度和签约国范围。在东亚地区,应当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增强这一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二,促进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危机的深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储蓄与消费关系的失调。美国多年经常保持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居民大量借贷,寅吃卯粮,这种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高储蓄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依存度往往较高,易受金融风险的冲击。这种全球“消费—储蓄”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各国经济实力、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的影响,改变这种模式绝非一年半载就可能实现。当前,可以从发挥各自优势、调整贸易结构入手。发达国家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家注重改善民生,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努力实现双向互动、互补、互赢,逐步促进消费储蓄结构的调整。

第三,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国际贸易和投资一直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全球市场萎缩、就业下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这种做法既损人也不利己,反而加剧了贸易摩擦和投资争端。危机以来,全球反倾销总数同比增长了40%。虽然危机中出现了“去全球化”的声音,但全球化的方向不可逆转。各经济体对市场的管制应当坚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并接受各方面监督;在对外资进入的审查中,应当避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并购等市场行为的干预;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严格限制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垄断经营。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维护多边谈判授权,坚持已经取得的谈判成果和模式,灵活务实地解决遗留问题,推动谈判早日达成协议。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在减少贫困、缩小南北差距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可能烟消云散,甚至出现逆转。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发达国家应当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恪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减债承诺,避免因金融危机使其陷入更深的困境。

第四,推进经济绿色复苏。当今世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正孕育着新的突破,发达国家应当慷慨地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使之尽快实用化、商业化,形成新的产业亮点。发展中国家要解决面临的困难,很可能在复苏中重复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复苏,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际社会应当在共享先进的绿色技术方面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为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应当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就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长期、有效和持续实施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当然,实现绿色复苏从根本上讲要靠“长期投资”,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包括科学技术、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扶贫等领域的投入,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这种投资有别于短期的金融投机,是实现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和增长所必需。

女士们、先生们!

纵观历史,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背后,往往都活跃着一批智者的身影。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为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正确的决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系统的研判与谋划。各国智库是具有政策影响力的咨询服务机构,汇聚了各学科、各领域的知识精英。目前全球共有智库5000多家,在解决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全球和地区安全、国际热点焦点等问题上,都贡献出了宝贵的智慧。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智库,在改革和发展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的政策建议,部分机构和专家直接参与了政策研究制定。近年来,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的交流日益广泛,合作更为务实,共同语言日渐增多。特别是本次峰会,使我们有机会分享来自全球智库同仁的有益经验。我相信,这对于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一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对决策者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智库应当发挥知识高度密集、善于运筹谋划的优势,加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在引领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实现绿色复苏中发挥更大作用。

首先,应对金融危机需要智库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提出危机解决方案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各经济体情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受到的伤害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智库对危机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在防止危机深化、防范“次生灾害”等方面,形成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方案,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以尽可能缩短危机持续的时间。

第二,科学制定公共政策要求智库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代社会的公共决策越来越趋向理性和科学,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提高智库对决策的参与度。智库应当开展公正独立、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同时,智库应主动加强同政府、企业、公众的联系与沟通,搭建畅通互动平台,争取获得决策者的认同和社会的支持。

第三,智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政府间对话与交流。这次危机治理的过程表明,没有全球有效的政策协调,就不可能带来全球有效的复苏。除应对金融危机以外,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各国之间建立起沟通机制,进行广泛的政策对话。各国智库应当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国际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与沟通,提出建设性建议,这将有助于政府间的政策协调,为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智库应当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智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其主张有社会影响力。因此,智库研究应当正确地反映公众意见,体现公众利益,审慎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规律出发,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智库研究成果应保持科学性、客观性和严肃性,处理好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的关系。

女士们、先生们!

思想的碰撞、智慧的交流总是会产生创意和灵感。为妥善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智库需要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合作机制,此次峰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紧迫。中国智库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形式开展与各国智库的合作,不断扩大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智库论坛,增进了解,共享信息,比较观点,启迪思路,为推动全球和谐发展贡献思想与智慧。

祝本次论坛获得成功,祝大家在会上会下的交流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谢谢大家!

 

[会议讲话]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在
“全球智库峰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

经过一天的紧张讨论,一共有34位嘉宾发表了演讲,同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人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提出了真知灼见,展示了他们渊博的学识和个人风采。尽管每个人发言的观点不尽相同,观察问题的视角也各不一样,但是大家能够从各种观点的比较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天来,主论坛会议已经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大家的发言是从不同的层面对G20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金砖四国峰会精神的响应,从大家的发言中能够看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对策和出路,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看到了绿色复苏的曙光。

下面我想从五个方面对各位专家的发言谈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一、走出危机的影响,需要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

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也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者不可偏废,这次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放任市场行为的结果。走出危机的影响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需要把银行的有毒资产剥离出来,逐步加以消化。需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需要建立面向中小企业和贫困人口的融资体系,增强企业的活力,解决好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因此我们既要保证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又要注意它的可持续性,我们既要增强银行的流动性,又要避免引发通货膨胀,既要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又要避免泡沫破裂引发新的余震。

普罗迪先生和基辛格先生都说金融体系要创新,厉以宁教授说要进行制度创新。我理解他们都是从这次金融危机出发,谈到了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性,所以要立足于改革,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制度创新方面寻找解决危机途径。

二、越是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越是要促进投资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

与会嘉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多好的见解。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在世界境外投资总量里边只占1%,不会给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构成威胁。中国现在外汇储备有近两万亿美元,拿出一部分到海外投资,对相关国家和地区都有利。但是,中国现在出去投资遇到一些国家各种各样的限制,说你是主权基金,要造成威胁了,实际上并非如此。普罗迪先生给出了一个很公正的评价,他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不带有帝国主义的色彩,是真心实意地帮助非洲人发展。既然中国到非洲投资是帮助非洲人民发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投资,更不会对投资国造成任何威胁。如果能够创造一个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平等的国际环境,把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利用起来,对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将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三、加强监督,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蒙代尔教授的发言实际上指出了创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必要性,由于时间限制,蒙代尔教授只是从历史的叙述中,讲了国际储备货币只依靠一种货币不可能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他的创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设想没有来得及讲,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创造一个多元化的环境。只靠美元一种货币是难以保持稳定的,靠美元、欧元两种货币也是难以保持稳定的。几何学上讲三点可以形成一个平面,照相机的三角架立在三个点上放在哪儿都是很平稳的,没有一个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是不可能。应该允许三种国际储备货币之间进行竞争,哪一种货币风险小,大家就投资这种货币,形成一种既相互协调又彼此竞争的局面,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刘遵义先生提出了信用违约掉期的金融衍生产品,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赌博”,把对债务的偿还能力作为金融衍生产品,包装起来在金融市场上兜售,这是导致爆发此次金融危机重要根源之一,对金融市场上的这种赌博行为必须要加强监管。

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结合,是走出危机影响的根本途径。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技术资源比较多,也拥有雄厚的资金,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能够创造大量的需求,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扩大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产生大量需求,才能既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又拉动发达国家经济实现复苏。所以要促进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譬如说对有些高技术产品,一些国家对中国限制出口,以为这样就可以保留他们的技术优势,根据我多年研究的结果,凡是外国不卖给中国的技术产品,我们经过自主研发都搞出来了,凡是外国卖给中国的产品,我们却总是长期依赖进口。所以发达国家应该将现有的技术成果,利用当前时机加快对发展中国家转让。

五、中国经济能否率先复苏?

李克强副总理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已经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做出了总体判断,这就是四个字,“企稳向好”。中国经济能不能先于美国复苏,我对此充满着信心。因为过去中国出口主要依赖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所以美国市场不复苏,中国出口就难以有较快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的复苏就只能在美国之后。但是这一次中国将把出口下降的压力变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按照我们党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第一,转变需求结构,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优化要素结构,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通过自主创新带动经济发展。如果我们能够把当前经济遇到危机的压力变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和机遇,在这三个转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经济就能够在全世界率先实现复苏,而且能够为中国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在全球金融危机考验各国政府智慧、考验人类智慧的时候,我们召开的这次全球智库峰会,是集全球之智应对危机的一次盛会,来自全球的专家产生的头脑风暴,必将激发出智慧之光。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办法总比困难多”,把这次峰会上各位专家提出解决问题的理念、思路、办法转变为可操作的经济政策,协调各个国家的行动,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目前面临的困难,赢得人类社会更好的明天。

明天还有五个分论坛的演讲,从五个方面展开具体讨论,会议将会比今天更加精彩,预祝大家收获更加丰富的思想智慧成果。

谢谢大家!

 

[主论坛综述]

把脉全球金融危机  展望世界经济前景

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7月3日上午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展开讨论。会议分别由taptap新版本下载顾问、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和taptap新版本下载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主持。taptap新版本下载理事长曾培炎作主旨发言,其他中外主嘉宾也作了演讲,共同讨论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金融体制改革和全球储蓄与消费等问题。

taptap新版本下载理事长曾培炎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为防止复苏嫩芽夭折,国际社会应该凝聚共识,稳定并继续推进前一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国智库应该为应对危机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要积极参与有助于推进政府间的对话与交流,并要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宏观方面的原因,但微观方面的原因更加突出。暴露出管理部门疏于监管的危害,应该高度重视并对此进行改革。周小川认为,全球经济需要走向再平衡,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消费,城镇化取得更大进展、剩余储蓄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美国提高家庭储蓄率和总储蓄水平,改变过度消费现象。这需要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持。

世界知识产权总干事高锐在发言中强调,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生产率的提高,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的。投资于知识创造很重要,但需要将知识商业化,知识产权是重要的机制和工具,需要维护一个稳健的知识产权系统。知识产权将像财政措施一样发挥重要作用。有些国家和地区在清洁技术和替代能源方面,已经开设了专利申请的快速通道。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世界每年申请的专利有170万,国际专利申请有1/4来自东北亚。因此,在危机背景下,要对知识产权体系进行认真管理,促进经济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发展秘书长素帕猜指出,过度的放松管制将对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要把市场机制和好的监管体系联系起来。国家要进行正确监管,不要出现糟糕的情况时,过度监管,而在一切正常的时候,就放松监管。这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金融体系,监管体系应该是反周期的。责怪亚洲人过度储蓄,把金融危机的恶果归咎于亚洲是错误的。亚洲有着非常强劲的消费势头,这符合国际趋势。中国的消费率不高,原因在于中国的投资更强劲。各国应该在全球化中进一步融合,但需要遵循正确的开放顺序,不能直接冲到全球化的前沿,完全进行贸易自由化,忽略自身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加藤隆俊指出,各国金融系统相互依存,亚洲尽管没有过多持有有毒资产,但他们也受制于美元短缺的影响。本次危机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世界经济到2010年将开始复苏,但会非常疲弱。本次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将会成为战后最沉重、最长期的经济衰退。危机之后,全球增长会出现新的一些变化:美国将降低消费,不会再成为以前那种经济增长的动力,全球对亚洲产品的需求将会受到抑制,这些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家庭储蓄的动机与老年化的危险有关系。要减少人们的储蓄就需要制定政策,保证公民在老年的时候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方面有两个关键领域,即医疗卫生和养老金问题,要抓紧进行改革与调整。

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指出,美国最为严重的经济问题是失业问题,目前失业率是9.5%,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将会达到10%。失业带来了消费的降低,美国人日常消费比以往减少38%,美国经济70%靠消费驱动,消费减少将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影响。美国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奥巴马新政府金融监管计划将全面改革金融市场的监管体制,目标就是要保证和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的廉政和稳定。但更激进的改革方案还在悬而未决之中。

日本经济企划厅前长官宫崎勇强调,目前的金融危机是二战结束以后最为深重和激烈的。受危机影响,全球可能会有一亿人陷入贫困,如果衰退继续进行,可能有更多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保护主义,或者说国家的自我中心主义,国际关系中也可能发生政治不稳定。为摆脱危机需要加强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现在短期措施方面尽管有些成果,但就业还在恶化,对效果进行评价尚早。金融行业需要可靠的监管和监督机制,包括监管资本金。

世界银行的行长代表萨拉·克利夫指出,应该担心金融危机第二波的影响。目前危机的影响正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转向最不发达国家,第二波影响将主要是失业和贫困。世界银行将增加对贫穷国家的贷款和援助。中国在全球经济恢复中将具有重要作用。

安哥拉石油部长、现任石油输出国组织轮值主席德瓦斯康赛洛斯认为,能源特别是石油,是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金融投机对于石油价格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使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对日常运营和日常投资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要重建市场的稳定性,解决石油行业的过度投机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将更加谨慎,采取观望策略来制定新的石油生产协定。

taptap新版本下载执行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认为,低息贷款、监管失败、货币宽松、道德危机、风险管理失灵等因素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借贷者结构问题,借贷者没有相应责任。因此,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当进行改革,使这些信贷机构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中国的高储蓄率并不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太可能与世界脱钩,中国和印度的稳定经济增长有助于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认为,所有危机的产生都是系统性的问题,涉及到国际货币系统的管理不当问题。因此,需要有适当的政策安排。目前全球的金融体系中,浮动汇率制使得赤字问题更加严重。2002年-2007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快速发展,那时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此后,美国的政策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汇率的问题是根本问题,美联储的政策没有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忽略了巨大的赤字,并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这是必须吸取的教训。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帕维尔认为,应当保持世界经济的稳定并保证经济体中各要素内在关系的稳定性。这次危机在开始时是非典型性的,但是后来又开始呈现出了经典的周期性危机的典型体征。这场危机还是有自己的独特性。对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所包括的角色,需要进行更加具体的研究。而在过去的20年当中,商品市场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技术这种虚拟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正在极大地影响实体经济。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的过度膨胀是危机快速发展的原因。金融工具过度发展和无效监控具有巨大缺陷。

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主席史密斯指出,澳大利亚的高失业率对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危机对联邦预算产生严重影响,大量澳大利亚银行都进行了贷款损失准备。尽管目前经济有了一些好转的迹象,但仍然没有充足的根据证明经济已经见底。政府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重新加强监管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并不是未来前行的正确道路,市场应当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他还认为,需要重建商业领域的信心。

taptap新版本下载执行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认为,金融危机使得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遭到了质疑,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一定的调整。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可称作“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其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政府干预的力度增大了;二是在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和国有化的比重增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进行调整,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到正在进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结构调整、行业垄断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以及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等,只有不断的改革,现有的体制才能不断适应新的环境。

巴西市场与战略计划研究中心主任内维斯认为,不负责任的信贷和消费导致了危机。目前,市场需要恢复信心,这有利于解决危机。这一次危机与其他危机不同,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对危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金砖四国”会对世界经济起到重要作用。在关注金融危机的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危机,目前粮食危机的威胁正在加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有两个:一是中国投资者在非洲进行粮食生产;二是提高生产力。在物流系统上,中国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帮助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等。

围绕“全球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及预测”和“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问题,taptap新版本下载执行副理事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萨克斯分别主持了研讨。taptap新版本下载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做总结发言。内容综述如下: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及预测,专家所持态度大致可分为乐观和谨慎两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认为,金融危机的疾风骤雨时刻已经过去,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实体经济衰退步伐放缓,全球经济年底可以轻微回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认为,发达国家潜在的金融隐患还没有完全消除,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仍然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实体经济下滑尚未触底,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不大,世界经济真正企稳回升还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

关于主要经济体的复苏预测,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要早于日本,欧洲可能最为艰难,“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将继续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韩国金融研究院院长金泰俊认为,韩国经济将于今年第四季度转好,较快实现复苏。戴相龙、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达杜什则认为中国经济可能率先实现复苏。

关于复苏的形态,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达杜什认为,美国经济可能会是U形,但可能是比较平的U底。欧盟委员会地区政策总司前司长迈德斯认为,欧洲的恢复不能确切地表示为U型、V型或是L型,总之是瓦解的速度快于恢复的速度。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专家普遍认为,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过程。一方面,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是尽快走出危机的保障。taptap新版本下载首席研究员樊纲指出,贸易自由化对于以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更是抵御经济危机的重要基础。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贸易保护主义正有所抬头。例如,近期召开的G20峰会虽然号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其中的17个国家已经采取了保护本国产业的措施。另一方面,危机使得区域化趋势更明显。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所长阿比丁女士认为,金融危机使得东亚等国在10+3、清迈协议基础上的区域合作步伐明显加快。亚洲富裕的国家可以加大对东亚低收入国家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加强区域合作,减缓危机的冲击。专家指出,中小企业是化“危”为“机”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当前贸易融资的瓶颈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帮助国家和区域走出危机的障碍。

关于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影响的应对方案,樊纲、德国沙尔平战略咨询交流公司总裁沙尔平等提议强化全球合作并推进双边或多边的一体化。应以多哈回合谈判为契机,构建适合全球化的金融体系。

讨论结束之后,taptap新版本下载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对主论坛做了总结发言。郑新立说,在全球金融危机考验各国政府的智慧、考验人类智慧的时候,我们召开的这次全球智库峰会是集全球之智、应对危机的一次盛会,来自全球的专家产生的头脑风暴,必将激发出智慧之光。34位发言者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提出了真知灼见,从不同层面对G20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金砖四国峰会精神做出了响应,让与会者看到了应对危机的对策和出路,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把这次峰会上各位专家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理念、思路、办法转变为可操作的经济政策,协调各个国家的行动,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目前面临的困难,赢得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明天。

 

[分论坛摘要]

国际能源合作与全球能源安全

【摘要】国际能源署(IEA)署长田中伸男指出,必须将能源安全与环境、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统筹考虑,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全球能源安全问题必须通过在能源储备、能源效率、能源消费、能源投资等方面的全球参与和国际合作来加以解决。

7月3日下午,峰会举行了“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分论坛。国际能源署(IEA)署长田中伸男就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国际合作等进行了演讲。

一、提高能源供给水平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方面

所谓能源安全是指能源供给能满足需求,面对当前能源供给下降的问题,必须通过投资来解决。当前,全球对石油总需求约为8330万桶/天。只有投资能源基础设施,才能遏制石油供应下降。

二、石油储备国际合作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

世界石油市场具有一定地域依赖性,地域内因素往往影响世界市场。因此,国际能源署倡导所有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例如,2005年9月,美国飓风冲击了世界石油市场。9月22日,国际能源署建立原油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油储总共达15亿桶,结果国际市场油价迅速回落。如果未来发生飓风,这个储备可保证24个月石油供应;如果伊拉克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石油供应可以维持1年。当前,全球局部地区不太稳定,通过国际合作实施石油储备,对全球能源安全是非常好的缓冲机制。

三、中国石油储备水平距国际能源署门槛尚有差距

国际能源署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具备约90天的石油储备。中国已采取切实行动进行公共石油储备和私人石油储备。目前,中国石油储备距上述标准还差40天。

四、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能源消耗的重要途径

提高能源效率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耗水平,是加强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中国已采取措施逐渐减少能源消费,确定到2010年单位能耗水平要降低20%,非常了不起。到2015年,全球能耗也要降低25%。

此外,应淘汰化石原料补贴。目前,全球大概有3000亿美元用于化石原料补贴,应该把这些钱用于减少能源消耗。国际能源署希望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中国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提高能源效率的国际合作会越来越多。

五、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

能源生产导致了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国际能源署2008年报告显示,如不提高能源效率,到2030年全球能源消耗会上升45%,其中多数可能源自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室内排放量要达到450PPN,这要求能源效率必须得到提高。2020年之后,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必须达到该标准。因此,这些国家的能源消耗必须大幅降低,其减少量可能会占总减少量的2/3。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的总排放将可能达到5.5亿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3%来自煤的使用,所以减排潜力非常大。

六、经济危机影响能源投资水平

2009年因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大多数地区的能源投资出现大幅下降,其中电力使用可能会降低3.5%,这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下降。2008年第4季度中国的用电量大概下降7.1%,当然,今年底可能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经济复苏。

许多政府也采取了多种刺激策略加以应对。美国整个刺激计划中大约5%投资于能源,包括很多低碳项目。国际能源署投资了4000亿美元来保证这种技术,将来还要翻四倍,以用来控制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

 

危机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与实践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国际分工,推动经济全球化。当前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过程,也给依靠外国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7月4日下午,全球智库峰会第一分论坛“促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主要研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与实践。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taptap新版本下载副理事长张晓强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跨国投资大幅萎缩,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全面下降。当前,中国吸收外商投资面临诸多困难,但中国将继续采取措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结合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完善我国产业利用外资导向的相关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利用外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考虑将外商投资审批权限大幅下放地方;优化投资环境,继续加大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A股的上市数量。

广东省副省长万庆良指出,广东过去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广东实际吸收外资大幅下降。广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优化质量,盘活存量。广东将全面推进口岸现代化建设和通关模式改革,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商业制度,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质量、安全、环境、劳工标准等。

南开大学泰达学院院长、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冼国明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出口增长等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危机背景下应该调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应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增值环节,注重产业结构与比较优势,加强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可持续发展,把向外资提供服务与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并行。

澳大利亚罗威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马克·泰列维尔指出,外资更加关注崛起的新兴市场,过去是单向外商投资,现在新兴市场也对外进行投资,但是往往由国家领导这些直接投资。很多外资都投入到了资源、能源领域,但易被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抵制。在当前复杂环境中,必须依靠智库发挥作用,通过智库的研究和交流,促进贸易投资,促进全球化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指出,这场危机是一个机遇,出现了很多并购机会。应高度重视跨国投资的战略意义,培育一大批跨国公司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重要支撑。对外投资是抓住全球化机遇、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认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应该更商业化,应该进行理性的市场判断,不应该过于情绪化。以中国目前的国民财富水平和实际掌握的资本,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中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仍将是吸收外资的国家,是一个大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必须实事求是。中国应该更多利用税收、产业政策的方法,吸引外国投资,提升中国的产业竞争力。

青岛港董事局主席常德传认为,要想促进全球直接投资,需要提振信心,使投资者愿意投资;需要评估风险,使投资者放心投资;需要政策支持,鼓励投资者投资;需要企业加强管理,扩大投资效益。

全球政策研究所中国项目主管(美国格理集团专家)米歇尔·杰拉奇先生认为,尽管经济危机非常严重,但仍会有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政府出台的激励计划,可以促进GDP增长。但是若想实现可持续增长,需对投入的资本进行合理分析。中国也需要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更多地扩大内需。

 

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讨论

【摘要】中海油集团傅成玉总经理、中核集团康日新总经理、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韩文科所长和美国能源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罗恩先生共同主持了能源科技创新及能源多元化的讨论。基本观点是中美低碳经济合作适逢其时,核电的可持续发展值得关注。

7月4日上午,全球智库峰会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分论坛,分别就能源的科技创新、能源多元化、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一、关于能源科技创新问题

对能源技术创新和能源供给的解决方案,发言代表认为:应开发利用低碳技术和生物燃料,包括核能源,还有碳捕捉技术;必须改变能源生产技术与模式,推动技术创新,保护环境;需要政府投资并引导私人投资,各个行业和各类研发机构的积极响应。

对煤炭汽化,有代表指出,必须考虑成本问题,选择正确的技术。中国是发展碳捕捉最好的地方。应加强技术开发、出口和推广。处理碳排放减少问题要兼顾未来与现在。这是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方式。

对于低碳经济合作,大家认为,中美低碳经济合作适逢其时。中国正在积极投入巨资,美国则拥有大量技术,互补合作,机会难得。

二、关于能源多元化问题

发言代表指出,解决能源多元化,提供可靠、安全、经济的能源,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应当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构建中的比例。从我国以及世界的能源结构、分布、储量和当前的开采能力等情况看,天然气的开发具有较好的前景,应加大开发力度。当前特别需要关注:一是价格改革。如果不改革价格机制,未来销售会存在较大阻碍。二是应急调峰和加快储备建设问题,特别是储备库建设问题。三是气源统筹协调问题。四是加大天然气勘探力度,使之可持续发展。

加快西气东输优化中国能源结构。西气东输有效缓解了能源供求矛盾,大大减少了环境污染,发挥了环境保护作用。

加快核电发展。中国核电历史已有25年。在运行的核电机组有11台,总计910万千瓦,核电发电量占总电量比重约2%。当前在建核电机组约有2500多万千瓦,中国是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

代表们指出,核电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供应能否满足自身需求问题值得关注。今后应采取各项措施加大我国能源勘探力度;进一步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合作,从国外购进油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开采油矿;积极介入和推动国际核电巨头并购,促成国际核电技术联盟形成。

 

搭建合作平台  共谋全球发展

【摘要】各国智库专家从危机产生根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银行体制与金融监管以及未来经济稳定与发展等方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专家一致认为,加强各国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非常必要,taptap新版本下载首开先河,搭建了全球智库交流合作的良好平台。

7月4日,全球智库峰会“重大经济问题与智库交流”分论坛,围绕“各国智库对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与解读”、“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发展”两个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中外智库专家学者对重大经济问题分析与解读

关于危机回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萨克斯教授认为,危机产生的根源有三:一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二是金融监管不力;三是国际贸易不平衡严重。其后果是世界消费下降、财富减少以及金融恐慌。为此,消费的下降需由其他领域如投资来弥补,还要抑制金融恐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均衡各国货币,健全金融监管。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达杜什先生认为,发展中国家增长太快使全球需求膨胀,间接促成了危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因为金融融合程度比较高,金融体系不健全、固定汇率制及其对初级产品的过度依赖。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萨克斯教授认为,要建立新型全球货币框架,中国会扮演重要角色。taptap新版本下载执行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认为,国际结算会依靠非单一货币,会出现区域性货币。可以考虑在东亚建立共同货币,但要通过汇率协调,使国家互信,减轻对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担心。人民币可以作为东亚结算货币,但必须可自由兑换。东亚还可引入国际货币清算银行和建立自由贸易区,但要有好的货币政策做支撑。

关于银行体制问题

萨克斯教授认为,政府要清理不良资产,改革金融市场秩序,通过合理利用世界资源,改变美国赤字风险巨大和中国持续顺差情形。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史塔利先生认为,必须完善银行体制,政府要剥离有毒资产,促进资金的流动性,保证透明度。特别是要让银行回归其传统业务,而不是创造风险越来越高的工具和销售衍生品,应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建立穷人银行等。欧盟布鲁盖尔中心研究员维隆教授认为,跨国银行间的整合是未来趋势,要建立监管框架,提高银行效率,需要有整合的法律体系、核心机构来监管,东亚地区也要如此才能进一步整合。

关于金融监管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许成纲教授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破产风险的外部化,即金融创新工具没有得到监管,使内部风险推到外部,造成巨大的外部效应。世界金融监管体制要建立在金融危机产生机制基础上,要改变“无责任性金融”现象。一是通过监管减少外部性;二是监管金融机构的规模;三是监管跨国机构的跨国行为,保证东道主国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四是通过国际合作来进行监管。

关于未来经济稳定与发展

瑞士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梅林德·奥提兹先生认为,全球经济稳定仍需政府干预。现今的市场手段没有反映环境代价,政府对环境要进行监管,但要注意监管限度,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如有些国家以减少CO2排放为借口限制进口。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霍华德先生提出要建立多极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特别是像G20这样的会议,可通过常规化的经济会议讨论重大问题,设立秘书处,由经营好的国家,如中国来领导。要改变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使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绿色技术和经济服务,实现共赢。

二、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发展

关于智库的作用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傅瑞伟先生指出,智库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起到很好的沟通作用。美国政府官员与智库精英之间交流频繁,智库精英到政府工作,政府官员到智库充电,既保证了智库研究不与现实脱节,也使智库成为政治家、商业领袖源源不断的智力源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华盛顿项目副总裁凯·金女士认为,智库是产生思想的“工厂”,各国智库都扮演着“诸葛亮”的角色,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智库还具有引导社会舆论、教育社会公众的功能。各国智库运作形式多种多样,但共同点在于智库都是非营利性组织。

关于智库的发展

达杜什先生认为,智库要敢于质疑现状,不重复主流的观点,只有独立地表达思想,才能获得竞争力和生命力。taptap新版本下载研究国际重要问题是很重要的。中国虽然已是世界贸易大国,但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够,中国需要这样的机构去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专家普遍强调了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研究对智库的重要性,但也指出这常常与智库接受利益集团资助的现实产生矛盾。达杜什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使智库获得更多的基金,基金足够大时就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如卡耐基基金。

关于加强全球智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傅瑞伟先生认为智库应通过项目合作方式交流,既要有地域性议题,更要有全球性议题,智库交流应该是频繁、定期的。凯·金女士认为可以通过会议研讨、人员互访、考察等形式加强合作。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提议,应建立一个全球智库共同的网站,以沟通信息,加强交流。

三、三人以个人名义发表联合发言

讨论结束之后,taptap新版本下载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桑顿先生、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乌赞先生三人以个人名义提议,各国智库在未来展开更加有效的交流与合作,通过项目合作、人员与信息交流、举办研讨会等方式,逐步建立起全球智库之间更加紧密的跨国合作机制。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由taptap新版本下载发起的本次智库峰会,是全球智库第一次大规模、高规格聚会,为全球智库未来的交流和合作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重建全球储蓄与消费的平衡

【摘要】处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应做到增加消费和合理投资相结合。美国与中国的消费与储蓄的协调发展,有助于改变现有储蓄与消费格局。扩大中国的消费,要调整储蓄构成、优化劳动力资源分配,扩大旅游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消费方式便利化,发挥税收作用,加强消费周期预测。

7月4日下午,全球智库峰会“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分论坛就消费与储蓄的问题进行研讨。与会代表围绕如何改变现有储蓄与消费格局,如何化解当前危机,及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中国的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分配话题,是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间生产的产品、新创造的价值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从中国的消费率、储蓄率的总体变化情况看,中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下降。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消费增长太慢,而是因为投资增长得更快。总的储蓄率不断上升的原因,第一是文化传统的影响,东亚地区素有节俭的文化传统;第二是对未来花钱比较谨慎;第三是收入差距扩大。从投资问题看,储蓄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转化为投资,所以高储蓄率必然是高投资率。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中国投资率的合理性。中国发展需要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公共环境、改善民生,这样国家才能增长。中国是离不开投资的,只要投资不是重复、不是低效投资,一定合理的投资还是必须的。促进消费比例上升,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快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把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收入通过财政杠杆转移到低收入群体中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投资和储蓄水平,而美国却保持着较高的消费水平,不少看法将中美的这种差距归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并将这种不平衡和全球金融危机联系起来。这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第一,从总量和结构看中美储蓄率水平差异。2000年之后,中国国民储蓄率迅速攀升,与逐渐下降的美国储蓄率水平的差异拉大,推动中国储蓄率攀升的力量是政府部门的储蓄显著提高。近几年美国总储蓄率比净储蓄率平均大约要高12个百分点左右,若从口径一致的角度考虑,用总储蓄的概念去衡量中美之间的储蓄率水平差距,会缩小大约12个百分点左右。不论用什么口径去衡量,都不改变中美两国储蓄率各自的变动趋势,不改变中国国民储蓄率高,美国国民储蓄率低的结论。

第二,2000年以来,全球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世界主要经济体经常帐户失衡越来越严重。但美国经常帐户的逆差并不能完全由中国经常帐户的顺差来解释。

从GDP的规模看,2000年以来,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在2008年占23.5%;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持续增长,但2008年也仅占到7.3%。美国经常帐户的逆差是多个国家,特别是其它东亚国家,以及中东产油国的持续顺差共同促成和维持的。单单把它看成是中国一家造成的,这不客观。

储蓄和投资的失衡造成东亚新兴国家和中东产油国大量的储蓄。这些储蓄对外反映为大量的净资本流出,而这些资本大都流入了美国,使美国金融市场资金充裕,利率水平低,信贷获取容易。我们反思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对美国央行政策失当,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过于放松的指责较多。但是,我们从长视角去看,美元超然的地位,导致美国持续的经济失衡,并引发全球失衡,恐怕是难辞其咎。

第三,面对全球失衡,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加快经济恢复步伐,促进经济平衡,防范未来危机。一是中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并非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它是全球产出体系的分工之中,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二是需要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促进美国经济回归平衡。三是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们自己也需要正视。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在本质上是体制改革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制度性因素的结果,对这个问题需要纠正,但是纠正需要一段过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认为,近些年中国消费增长过快,投资增长更快。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发达经济体外需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积极扩大就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工资机制;健全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财政税收制度和再分配调节制度的建设。

日本经济企划厅前长官宫崎勇认为,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国家之间经常帐户不平衡造成的。虽然美国财政赤字泡沫比较大,但是居民储蓄率比较低,由于资本的不断流入,消费支出和住宅的投资节节攀升。外来的资本不仅支撑了美国经济短期繁荣,而且也刺激了全球经济的迅速增长。这样庞大的借贷支撑的经济繁荣依托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时代,美国经济问题迅速扩展到了其他的国家。为了克服当前金融危机,制定的方案应该包括国际合作、刺激内需和搭建一个安全网三个方面的内容。从出口类型的经济结构转换到刺激国内需求的内需拉动型经济结构,中日两国必须要在这个领域共同合作。

taptap新版本下载执行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认为,中国顺差在2005年之前是非常小的,从2005年之后才开始随着中国贸易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因为家庭收入大概占到GDP的一半,另外一半是由企业、政府储蓄所组成。政府储蓄率不是非常高,企业储蓄率比较高。减少中国储蓄率的方法就是对公司储蓄进行重新分配,分一部分给股东,这些股东包括居民家庭和政府。

中国是劳动力密集、过剩的国家,中国农业和采矿业人员占中国人力资源的40%,这些劳动力完全可以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或者是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这样既不会影响第一产业的生产,还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认为,促进旅游消费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旅游是最终消费,是服务消费和综合性消费。旅游消费是一种发展型消费,不仅仅可以拉动内需,还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促进旅游消费是中国旅游产业的责任。中国旅游的需求日趋强劲,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市场。促进旅游消费需要各方面广泛参与,包括加强舆论引导,推动带薪休假政策落实,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广泛调动地方积极性,加强各部门统筹协调,还需要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如果仅仅归结为中、美两国的储蓄和消费的失衡,那还是太简单化了,实际上比贸易状况反映出来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消费率的高低,或者储蓄消费比率的高低,受内在的强有力的因素制约,外在的力量很难改变它的基本方向,重要的是制订一个好的政策加以引导,并且创造条件提升消费。应该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出发,制订引导和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措施。扩大消费至少要有三个条件:有好的收入,好的预期;一定的积累;很好的社会保障。

因此,需要采取具体的政策,包括调整经济增长总量中的分配结构,扩大居民收入的比重,使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大力支持那些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企业、部门和行业、产业;尽快建立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储蓄率高是优势不是负担,关键是把储蓄转化为真正的投资。投资必须着眼于真实需求,注重投资质量和效益,着眼于平衡发展来确定投资方向,选择投资项目。

银联常务副总裁蔡剑波认为,我国银行卡产业发展潜力大。在竞争有序、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适度发挥银行卡作为支付手段和消费信贷工具的功能,能够有效地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实现转型,但是如果出现监管不力、无序监管时,银行卡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促进消费一定要掌握合理的实质内容,中国要避免福利赶超式的促进消费。对于中国的富裕阶层的消费,更多的应是引导,减少过分炫耀性、奢侈性的消费。要更多关注怎么样合理的促进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第一,提高低中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第二,通过财税政策的努力和其它方面的制度建设,健全社保体系,消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第三,通过政策手段挖掘消费的潜力。第四,合理调整分配格局,解决不合理的收入悬殊问题。

对有垄断特征的国有大型企业应该在上交国有资产收益方面做进一步的调控。今后调整分配格局必须要处理好机制创新和改革事项。对不动产税,应给予特别的关注,这个税赋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今天的经济危机是对欧美过度消费的某种惩罚性的回归。中国高储蓄率的核心动机是三个:养老看病、子女保障、购买大件消费品。如果社会保障健全了,中国现有的消费市场的扩展会产生多倍的效应,会有更大的提高。中国的消费市场还是年轻人的时代,有它显著的消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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