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通讯》2011 第3期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出席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首轮对话会····················· （2）

郑新立会见尼古拉斯·贝格鲁恩············································· （3）

魏建国会见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研究所副所长田中修········· （4）

国经中心举办第二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4）

专家论点

郑新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十二五”的主线········· （6）

魏建国：服务贸易发展将掀能源变局··································· （14）

陈文玲：必须重新认识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贸易规律······· （17）

陈永杰：“十二五”民营经济发展六项建议······················· （22）

国际交流······················································································· （29）

[工作动态]

曾培炎出席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首轮对话会

3月17日，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首轮对话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就中美经贸关系中彼此关切的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本次会议由taptap新版本下载和美国全国商会共同主办。taptap新版本下载理事长曾培炎、taptap新版本下载顾问董建华、美国全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等在开幕式上致辞。

曾培炎指出，中美双方除了政府层面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也需要进行非官方的民间对话和交流，通过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增进互信，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

曾培炎说，中国经济未来五到十年仍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市场潜力巨大，仍有很多商机，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双方应加大在制造业、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生物技术、新能源、航空航天、智能电网、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合作与投资，这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中美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将给双方带来更大的利益。

曾培炎表示，中国致力于解决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全球治理需要更多的国家参与，既要分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也应共享发展成果。

会议围绕2011年中美及全球经济形势、改善中美投资环境、促进中美金融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等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沟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问题，除了政府层面的对话，也需要建立非官方的民间和企业间的对话渠道。此次对话为中美工商领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郑新立会见尼古拉斯·贝格鲁恩

2011年2月17日下午，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会见巴基斯坦尼古拉斯·贝格鲁恩学院创始人尼古拉斯·贝格鲁恩一行。该学院高级顾问纳森·加尔德、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中国事务局局长扎法尔·乌丁·默罕默德，国经中心研究部副部长、交流部副部长许朝友、《全球化》杂志总编牛铁航等陪同会见。

贝格鲁恩感谢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拨冗会见，介绍了尼古拉斯·贝格鲁恩学院（NBI）及其21世纪理事会的情况，表示希望与国经中心共同开展国际经济问题研究，加强智库交流合作。

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应询简要介绍了国经中心的情况及近期主要工作，对21世纪理事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意双方加强交流、探讨合作。

魏建国会见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研究所

副所长田中修

2011年2月22日上午，taptap新版本下载魏建国秘书长会见了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研究所（综研所）副所长田中修一行。综研所国际交流室国际交流专门官加藤诚、日本驻华使馆经济参赞柴田聪，国经中心《全球化》杂志总编牛铁航等陪同会见。

田中修副所长感谢魏建国秘书长拨冗会见，并介绍了综研所的基本情况。田中修表示，综研所隶属日本财务省，重视对华研究，已与中国多个研究单位开展了交流与合作，希望与国经中心开展学术交流。

魏建国秘书长对田中修副所长一行来访表示欢迎，综研所是日本知名研究机构，国经中心愿与综研所开展合作交流，共同构建研究机构间的新型合作模式。魏秘书长就双方开展人员、信息交流及研究合作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联系，并尽早开展合作。

国经中心举办第二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1年2月23日，国经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二十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主题是“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状况及价格走势”，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主持了本次活动。

围绕本次活动主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国际知名大宗商品专家、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竞争市场咨询委员会委员、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戴维·黑尔（David Hale），国经中心研究部宏观经济处处长王军博士等分别发表了演讲。专家们从全球经济发展和格局变动的角度，分析了全球石油、铁矿石，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以及未来走势，发布了 “CCIEE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和国经中心对2011年国际大宗商品走势的判断与分析。

演讲结束后，专家们回答了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国经中心研究部、信息部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会员单位、企业、其他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共1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专家论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十二五”的主线

taptap新版本下载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2011年1月28日）

摘要：“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十二五”期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突破，需要在调整需求结构上，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率；在调整产业结构上，重点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调整要素结构上，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在城乡结构调整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调整区域结构上，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在对外经济方面，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同时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技术进步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把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在“十二五”期间，能不能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关系到未来五年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而且关系到未来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能不能把平稳较快的增长势头保持下去，关系到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上人均GDP 1万美元的台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具体来说，应当在以下六个方面实现重大转变。

一、在需求结构上由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率

从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这一轮经济增长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化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因而伴随着较高的投资率。从2003年到2008年，投资率年均高达42.2%，而同期居民消费率下降为38.3%，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使投资率上升到47.7%的历史最高水平，才弥补了出口大幅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造成大量生产能力过剩，贸易摩擦增加，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把调整需求结构放在首位，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率，适当降低投资率，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如果能在“十二五”期间将居民消费率由目前的35%提高到50%，使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将会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而提高居民消费率必须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入手，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尽快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是一个“双刃剑”，为了减少阻力，应当以增量调整为主，使新增的收入尽可能向中低收入者倾斜。要打破垄断，为民间资金顺畅地进入垄断性行业创造条件，从而使各个行业都能够获得大体平均的资金利润率，改变行业之间收入悬殊的状况。要清理各种不合理的收入，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把扩大公共服务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目前，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消费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公共服务消费落后也制约了个人消费的增长。要通过改革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在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发挥民间资金投入社会事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使公共服务在“十二五”期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在产业结构上，要以第二产业带动为主转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的突出问题。200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的比例为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两个比例均远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就业规模的扩大，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制约着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多年以来，尽管国务院也采取措施鼓励第三产业发展，但始终没有取得突破，原因在于尚未形成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许多政策对第二产业发展更为有利。比如在税收政策上，由于第二产业实行增值税，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增值税的税负明显低于营业税，这就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往往只把上工业项目看成是经济发展，对发展第三产业重视不够。在用地、水电价格等方面，第三产业要高于第二产业。“十二五”期间必须在发展第三产业上，采取重大鼓励政策。要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鼓励企业向研发和营销的两端延伸，形成“微笑曲线”。要采取有效政策鼓励群众性创业，建立面向小型微型经济主体和群众性创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物流、研发、技术贸易、咨询、信息、会计、审计、法律等新型服务业。根据我国产业结构和美国产业结构的对比，我国一、二产业的总体规模已接近和超过美国，而第三产业与美国相比则相差九万亿美元，所以我国GDP总量同美国的差距集中体现在第三产业上。今后二十年我们要在GDP总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就要在服务业上形成九万亿美元以上的增加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艰难的任务。其中，金融业的增加值，美国达两万多亿美元，我国仅为800多亿美元。所以要把金融创新促进金融产业发展作为第三产业的增长点。

三、在要素结构上，要由物质资源消耗为主向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主转变，大力推动自主创新

我国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的消耗总量已接近世界的50%，能源消费总量居世界前列。在工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产量大部分已居世界首位，但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由于技术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大量流向国外。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谁掌握了知识产权，谁就掌握着利润的分配权。我国大量的出口产品由外资企业提供，加工贸易占外贸进出口的50%以上，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效益不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造成居民消费率低的深层次原因。所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要继续增加研发投入，建立鼓励国有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机制，把无形资产的考核纳入对国有企业资产增值考核的范围。不仅要注重企业当年实现利润的增长，更要注重考核企业长远发展和盈利能力。要充分利用国家已经出台的各项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目前政策利用程度低，如企业研发投入可以在税前按150%抵扣的政策，实际享受的企业仅占应该享受企业的三分之一左右。关键是要调动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提高鼓励创新投入各项政策的可操作性。要鼓励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积极申报国际专利。2009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5万项，我国申请8000项，只及美国的六分之一，集中体现了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与美国的差距。但也要看到我国的巨大潜力，仅华为公司一家2009年申请了1800项，占全国申请国际专利量的22%。如果全国能够培养出30个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我们在国际专利申请量及技术创新能力上，就能赶上和超过美国，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全国各大城市都应努力改善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全球金融危机使一些拥有较好科技资源的企业在经营上陷于困境，通过国际并购把这些企业变为中国企业的子公司，是提高创新能力的一条捷径。例如，吉利并购沃尔沃轿车之后，在中高档轿车生产技术方面，一下子就超过了一汽、二汽和上汽。国家外汇储备应积极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并购。要支持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开展引智创新，聘请国外高端科技人才，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服务。在这方面要研究和学习美国的经验。美国每年用大量奖学金吸引全球优秀青年到美国读书，毕业后又用优厚的待遇把优秀人才留在美国工作。这是美国能够长期保持科技领先地位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引进人才方面也要舍得投入，首先是要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要满足人民受教育的需求，继续扩大大学招生规模，提高教学质量，按照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调整教育结构，重视发展职业教育。我国的大学生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4%，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与国外比，韩国的大学生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0%以上，日本、美国都已经达到70%，我国台湾省也已经达到50%以上。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建设现代化国家，归根到底要靠人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十二五”期间一定要把发展科技和教育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两大重点。

四、城乡结构要由差距不断拉大向协调发展转变，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要通过制定一系列鼓励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使城市化在带动农村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要通过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当前，加快农业现代化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社会资金充裕，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有出路，三是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现代化之中，形成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农业的机制。具体来说，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要培育家庭农场或农业专业大户，二是鼓励建立农业合作社，三是鼓励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向种植养殖环节延伸。要培育大批农业生产公司，提高农业规模化、现代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要努力构造吸引民间资金投资农业现代化的政策环境，包括对农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确权颁证，赋予其充分的用益物权，即除了所有权以外的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继承权、抵押权等，使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成为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农业的重要手段。要建立农村现代金融制度，鼓励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各类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把民间资金吸引到农村金融业之中。对规模化、现代化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给与扶植政策，建立农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推广体系，积极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民。

五、区域结构由沿海率先发展向东中西部协调发展转变，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中西部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通过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吸引外资，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内蒙古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引进战略投资者，运用高新技术发展资源的深加工，有效地带动了经济的腾飞，内蒙已连续7年增长速度全国第一，成为全国经济的领跑者。他们把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大量投入生态建设和改善民生，全区生态环境已经由逐步恶化改变为总体稳定，局部改善。天津抓住滨海新区开发的机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经济增长极。中部地区发挥资源优势，开始走出一条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的发展道路。河南在保持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工业的快速发展。“十二五”期间，应当巩固和扩大区域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利用好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促进中西部加快发展。要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及相关政策，对重点开发地区、优化开发地区、限制开发地区和禁止开发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价格既反映市场供求，又反映稀缺程度。狠抓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六、对外经济要由“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方向转变，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

当前我国外汇储备数额巨大，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这两个问题孤立起来看是两个包袱，但是合并起来看就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这就需要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劳务输出，通过扩大“走出去”的规模，获得更多的海外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通过国际并购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科技资源，这就能够把外汇的货币储备和购买美国国债变为能源资源技术的物质储备，从而有效地规避国际货币汇率风险。美联储最近实施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旨在通过滥发美元，制造通货膨胀，向国外转嫁危机，让所有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埋单。我们要规避美元大幅度贬值的风险，就必须通过扩大“走出去”的规模，把宝贵的外汇储备用好，使巨额的外汇储备变成支持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需要的短缺资源。为此，要建立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外汇使用体系，把央行的外汇储备拿出一部分交给商业银行，鼓励商业银行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外汇贷款，不仅要支持大企业“走出去”，还要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中小企业机动灵活，不会引起外国政府的戒心，更容易拿到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更容易取得并购等经济活动的成功。中小企业取得资源勘探权、开发权之后，要与大企业联合起来，或者把勘探权、开发权转让给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以弥补小企业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不足。政府援助贷款要积极配合企业“走出去”，主要用于铁路、公路和港口建设，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总之，大中小企业和政府援助贷款要紧密配合，共同实施“走出去”战略。要扩大人民币双边互换规模，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增加金融产品品种，完善上海国际清算中心的功能。要把外资流入作为加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把资本市场做大作强，以壮大我国的金融实力。总之，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通过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为“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

服务贸易发展将掀能源变局

taptap新版本下载秘书长  魏建国

（该文原载于2011年3月9日《中国能源报》）

“把服务贸易上升到国家战略平台和能源产业关系密切。”全国政协委员、taptap新版本下载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加工贸易、外贸和出口拉动，出现了‘拼资源、拼廉价劳动力、拼污染’的情况，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必须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把服务贸易提上来。”

魏建国说，从服务贸易结构来看，我国海运服务、劳务出口、旅游等行业尚具国际竞争力，但在金融保险、咨询业、电信、航空运输、文化产业等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上发展差距还很大，国际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中钢集团、神华集团等国内大型油气矿产企业均成立了下属的海运公司。中钢集团一位从事海外贸易的负责人就对本报记者表示，集团海外开发的矿产资源运输需求很大，是下属海运公司盈利的基础。尽管如此，魏建国依然指出，我国物流成本很高，比美国高出15个点，比欧洲高出15到17个点，物流行业依然大有可为。在煤炭、电力、石油、石化行业频现“煤荒”、“拉闸限电”、“柴油荒”等局部性供应失衡现象的背景下，如何提高行业物流效率、能力、经济性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认为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政策，政策一定要通盘研究。”魏建国说。

魏建国的说法得到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第五事业部总经理叶倩的支持。看中合同能源管理行业的巨大潜力，有着建筑节能方面相当工程经验的叶倩几年前在集团旗下成立了一家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她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公司目前发展态势良好，但是因为先后出台的政策有时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合同能源管理的一些政策愿景出现了“落地难”的状况。“比如退税，我们报上去，回复会说按新的条款是可以退税的，但是和之前的条款矛盾了，需要再讨论。或者干脆说条款出了，细则没出。”叶倩表示，企业方面也会努力改变局面，“政策刚出来，当然没有那么快到位，企业要行动，一是自己要做好，做大，争气，二是要和政府沟通。政策刚出来，大家都在摸索，企业不一遍遍反映，政府怎么知道哪里‘落地难’？”

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都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魏建国说，如果说前三十年加工贸易解决了1.2亿农民工的就业，未来服务贸易每年就可以解决300万到500万的大学生就业。更重要的是，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将随之下降。“这不是拼能源，而是拼智力。这正是人才济济的中国的优势所在。”他介绍，2009年全球制造业产值8.638万亿美元，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中服务出口3.312万亿美元，目前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国际产业转移重心正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他提醒，“现在是世界服务贸易大转移的时候，如果不抓住，那么很可能就被印度、马来西亚、印尼拿过去了。这对我们不利，而且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完全可以从服务业着手。”

必须重新认识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贸易规律

taptap新版本下载总经济师  陈文玲

（2011年3月2日）

摘要：当前，国际贸易中争论的热点问题，大部分应用的都是传统理论。应从五方面重新认识国际贸易规律，当今国际贸易一是与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有密切关系，二是与全球化大流通快速发展有密切关系，三是与贸易生产国可支付的各种红利形成的综合优势有密切关系，四是与贸易生产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密切关系，五是与贸易生成国的创新能力、创造能力有密切关系。

当今世界，国际贸易长期发展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贸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以新的视角重新研究和确立国际贸易基础理论，推动全球重新认识国际贸易规律，以公平评价全球化条件下各贸易国的贡献与获取。

如何重新认识国际贸易规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当前国际贸易中争论的热点问题，大部分应用的都是传统理论，对于国际贸易一些崭新的规律，缺乏全球化视野，缺乏对现代国际贸易从内生因素、深层次、根本上的认识。应从五方面重新认识当今国际贸易规律。

一、国际贸易与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有密切关系

世界制造业经历了四轮大的转移：第一轮世界制造业中心在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主，从反法战争结束维也纳会议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前后，英国制造品出口量占世界制造品贸易量2/3。第二轮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到美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到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3，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占1/2以上，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1/3以上。第三轮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最大的纤维生产国。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的比重高达97.4%。第四轮世界制造业逐步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目前制造业产值占全球20%左右，国际贸易额占全球10%左右。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与世界产业转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世界货物贸易的生成量和流量的改变，一直伴随着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和要素重组。

因此，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货物贸易，实际是在研究世界制造业转移后产生的必然结果，研究世界制造业转移后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品流量发生的变化，研究由此发生的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变化。可以断言，随着产业转移、要素重组和全球供应链集成方式的改变，国际贸易的生成地、流量、方向、结构等，还将随之发生变化。

二、国际贸易与全球化大流通快速发展有密切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由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有形货币和无形货币、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要素禀赋，在全球加速度流通促成的。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全球资源配置已经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扩展到整个世界，国际分工以追求资源配置优化为前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物流技术，实现流通的网络化、系统化、智能化、信息化和虚拟化，从而极大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的效率和效益。过去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主要是在一个国家行政边界内的流通，全球化使这些要素禀赋跨越了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重组。全球化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特别是由于人力资本作用形成的要素集成或重组，使国际贸易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既有货物贸易的形态，又有服务贸易的形态，服务贸易增幅大大快于货物贸易的增幅。连续20多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都在两位数以上，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4。

德国古典空间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勒施形象地比喻：“国家像大沙漠中分离的绿洲存在着一样，被关税、法律、语言、社会意义、不安全感、命运和其他偶然事情分离着。”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界线像一条裁剪线，剪断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市场网络，而现代流通在国际贸易中所形成的经济景观，则像错综复杂的市场网络组织中的一条又一条接缝线，把政治界线剪断了的地方连接起来。当现代流通发展为国际化、社会化大流通时，如果不能使整个世界流通顺畅，一国或几国的流通发达，已不能使自身更大程度地获益，人们宁愿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换取各种要素便利流通，在自由化、便利化的流通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世界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等，都是全球化大流通的必然产物。

三、国际贸易与贸易生产国可支付的各种红利形成的综合优势有密切关系

贸易生产国所在地各种红利优势，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高地、平台或载体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红利越多，其形成的平台或载体对世界产业转移、要素重组和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强。这些红利包括劳动力红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土地资源红利、矿产资源红利、水资源红利、空气质量等环境红利，也包括社会长期稳定的红利等。这个平台和载体支付的是这些红利，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产业集聚、要素集聚和技术管理要素等的重新组合，得到的是新生成的制造业总量和贸易总量。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讲的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所谓比较收益，是这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独属于本国的好处。而现代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变成了一个国家由于各种红利集聚，变成可以被世界产业和要素搭载的平台或载体，变成了这个平台或载体对全球投资者、全球产业和全球要素的吸引能力、组合能力和竞争能力，变成了全球投资者、制造商、经销商从贸易生成地所获得的好处，变成了使全球消费者享受到该国综合红利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国际贸易顺差，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从发生在本国的贸易中得到的纯粹的好处，而是本国搭建的平台或载体对全球的付出和贡献。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都是我付出的，但是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要素禀赋在这里重组和配置，在这里产出，在这里形成贸易量。

四、国际贸易与贸易生产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密切关系

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和调整，是影响国际贸易最大的变量之一。货币既是凸显国际贸易规律的要素禀赋，又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还是推动国际贸易加速度发展的内在冲动。贸易生产国的货币既是产出，又是投入；既是贸易的客体，又是决定本国参与国际贸易规模、流向、流速变动的内在经济原因。

19世纪当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的时候，英镑在国际贸易收支中占据了很大比重，是国际资产分配与交易过程中最主要的货币，也是少数和黄金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很多国家想摆脱英镑的束缚，阻止英镑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但都没有成功。当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的时候，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元成为强势货币，直到目前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的比重仍在60%以上。在日本成为制造业和贸易大国进程中，日元也跻身于世界主要货币的行列。随着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人民币最终也将成为国际货币，这是贸易规律使然，也是世界市场的必然选择。可以断言，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和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必然将随之调整，成为适应和推动跨国贸易的重要支撑。国际分工将由于世界货币体系的调整，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格局，推动产品内和产业内贸易扩大，并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机会。

五、国际贸易与贸易生成国的创新能力、创造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密切关系

当第一轮制造业集中在欧洲的时候，欧洲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第二轮制造业向美国转移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将电灯和电话这些科技发明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巨大能力。当制造业集中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时，也正值这些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迅速提升时期。当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是新兴经济体，其中我国是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初步形成了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在贯彻落实科学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我国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又迅速提高，持续创新能力将进一步支撑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向我国转移。创新正推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贸易新的生成地和聚集地。

“十二五”民营经济发展六项建议

——真正形成平等竞争新格局

taptap新版本下载副秘书长  陈永杰

摘要：“十二五”推进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突破思想束缚，打破行业垄断，建立小企业服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控制“两极分化”趋势，提高非公代表人士素质，真正形成各类企业平等竞争新格局。

一、突破思想理论束缚，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提法，改“公有经济为主体”为“国有经济为主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制度不断改变，对经济制度的理论阐述和法律界定也在不断改变。当个体经济广泛兴起之时，推动宪法修改，明确了个体经济的补充地位；当私营经济广泛兴起之时，推动宪法修改，明确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补充地位；当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之时，推动宪法修改，明确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多次宪法修改，进一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已超过经济半壁江山。改革开放的理论、政策、法律的改变，推动了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了改革开放的理论、政策、法律的进一步改变。

面对民营经济将“三分天下有其二”，亟待重新界定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符合实际的新表述。有三种选择建议：一种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表述与过去有连续性，但仍容易引起是否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争论。一种是，“以国有经济（或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表述可以避免“主体”一词带来的传统意识形态的争论。一种是，学习1954年宪法的并列描述，“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经济，各种经济平等竞争、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可避免因“主次”之分带来的争论。

二、打破垄断，将有条件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大公司发展战略，支持民营企业做强做大与“走出去”

国有大公司是战略的执行主体，民营大公司是新兴主体，最有发展潜力，应当同样加以鼓励、支持和引导。

一要选择行业排头兵企业予以支持。将各类行业中的领军型民营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纳入国家和地方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二要选择有重要核心技术企业予以支持。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行业重要核心技术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创新战略，支持其建立国家级创新中心、研发中心和工程中心，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三要选择有知名品牌企业予以支持。加大国家品牌战略实施力度，支持其将地方知名品牌提升为国家知名品牌，培育发展国际品牌。四要选择有条件进入重要行业的企业予以支持，认真落实国务院“民间投资36条”，加快垄断行业准入政策制定，支持有实力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三、调整政策法律取向，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建立健全小企业政策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

要改变政策法律和政府管理“重大轻小”倾向，建立健全中小企业政策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

一是以扩大就业为主旨，改进中小企业税费政策。小企业财税政策要突出扩大就业取向，设立稳定就业财政专项资金，扩大中小企业产品在政府采购中的比重，合理界定一般纳税人标准，逐步降低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减免新建小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税负。

二是以推动创业为主旨，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深化金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一套与小企业状况特点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规范和引导地下金融公开化正规化，鼓励以民间资本为主体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等小金融机构；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发展信用担保、产权交易、审计评估等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三是以鼓励创新为主旨，建立中小企业技术服务体系。加快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推动各类国家和地方科技实验室和测试中心向中小企业开放，发展各类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交易市场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收集、传递中小企业技术需求信息，推动新产品、新技术应用。

四是以提升素质为主旨，建立中小企业教育培训体系。发挥公共财政调节引导作用，增加对中小企业员工教育培训的财政支持；充分调动各方面社会教育培训力量，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法规、管理、技术、市场等方面培训；建立中小企业培训体系，提升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综合素质。

五是以利于服务引导为主旨，健全中小企业管理体制。强化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指导和服务职能，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中设立中小企业署、局；协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措施，制定小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改进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加强中小企业统计分析，提高政府服务中小企业的水平。

四、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公正执法，加快行业协会商会改革

一是深化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提高办事效率。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强化政府部门人员的民营企业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

二是树立公正执法观念，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坚持依法行政，认真贯彻落实民营经济法规政策，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行政执法透明度，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营造公平司法环境，对涉案民营企业慎用强制措施，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增强执法人员素质，提高其对民营经济政策理解和把握水平。

三是加大执法监督检查，确保政策法规落到实处。加强对《中小企业促进法》、《物权法》和《反垄断法》等法律实施检查，开展“非公经济36条”、“中小企业29条”和“民间投资36条”等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全面清理涉及中小企业的行政收费，严肃查处对中小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各种摊派；加大对选择性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等不当执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营造公平的执法环境。

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划分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区别；行业统计监测、标准制定等职能尽快转移到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规划指导，形成层次合理、分工明确的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体系；加快商会立法步伐，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运行管理；强化工商联商会功能，充分发挥其在政府管理民营经济方面的助手作用和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五、完善分配政策，强化税收调节，遏制贫富“两极分化”加剧

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明显超过国际警戒线，贫富“两极分化”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潜伏着巨大风险。一方面，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低、增长很慢、差别很大、人数很多，全国至少有2000－3000万人的企业员工收入在最低工资线上徘徊。另一方面，是少数高收入人群的赚钱容易、财富暴增。后者不仅有民营企业家，还有部分垄断企业、外资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以权谋私的党政机关干部，从事金融证券期货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和资产财富调节。一方面，要推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建立健全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使其能够与企业发展状况相适应；要采取行政措施，加快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击非法收入，限制灰色收入；严格规范与监管国有企业中高层人员工资福利；提高对各类高收入人群个人收入的累进税税率和税额；对各类奢侈品征收高额特别消费税，适时开征遗产税；严密监管私人财产向境外转移。

特别要对可能产生财富不合理迅速增长的各个环节强化税收调节，如公司股票发行时原始股东实有净资产的一夜暴增，原始股东股票可流通后转让时的暴利，个人房产等资产转让时的暴利等等。

六、加强教育引导，提高非公经济人士素质，扩大其政治社会参与

提高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素质，一要加强思想引导，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教育引导，不断提高其思想素质；二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人文精神教育，进一步增强其内省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三要开展经济、法律和国际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其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四要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科学评价标准，引导其争做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扩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社会参与，一要拓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渠道，合理确定其在党代会、人大、政协的人数比例；二要扩大其在各级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中的比重；三要健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畅通其发表意见、提出建议的渠道；四要充分发挥工商联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参与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改进和加强工商联组织既作为统战政治组织、又作为商会经济组织的功能作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真正发挥非公经济人士在工商联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国际交流]

2011年3月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赛奇托莱科、助理代表张中军一行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3月2日，美国商会驻华首席代表金立刚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3月8日，法国重建布雷顿体系委员会执行官马克·乌赞一行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3月10日，美国万宝盛华公司董事会主席乔杰夫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3月11日，IBM政府事务总监佘端志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3月15日，全球物流协会首席执行官凯瑞安·瑞恩访问国经中心。

2011年3月15日，美国洛克菲勒·玫瑰岩资本合伙人公司董事长史蒂文· 洛克菲勒一行访问国经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