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待“一带一路”态度研究

 

 原载《日本研究集林》2018年上半年刊

【摘要】日本是对“一带一路”较为消极和抵制的国家之一，通过拒绝加入亚投行、推动TPP和CPTPP、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开展印日“亚非增长走廊”建设、打造美日印澳四国同盟等手段，对“一带一路”进行遏制、围堵、抗衡、竞争。其深层次原因既有看到中国快速崛起心态失衡、担忧在地缘格局和地区经济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内部因素，也有受美国影响、在对华战略上向美国看齐的外部因素。针对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行为，要坚持两手施策：一方面要抓住目前日本释放出的对华友好信号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契机，创造机会深化中日合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争取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化；另一方面，努力破解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打碎日本抗衡“一带一路”的主要筹码，增强对日战略博弈能力，倒逼日本转变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做法。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的主要态度

2013年下半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引发全球热烈反响，很多国家公开表示愿意积极加入。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与各国截然相反，表现十分消极，不仅对“一带一路”报以质疑、反对，甚至千方百计阻挠、诋毁，可以说是全球各国中对“一带一路”最为消极抵触的国家之一。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日本态度总体十分消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日本政界、学界及媒体基本均表现出对“一带一路”疑虑、反对、担忧甚至唱衰、诋毁的态度，对“一带一路”多有品头论足、负面质疑的消极心态，少有积极、开放、包容的正面言行。综合来看，对“一带一路”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日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相似，正在从出口加工的经济结构逐渐转向向外“走出去”，“一带一路”是“走出去”的一种新形式，中国“走出去”的资金、产能、企业将与日本开展海外市场的争夺，特别是将冲击日本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二是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正在通过基础设施对外援助等方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培育需求市场，建立生产基地，通过“一带一路”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大欧亚经济圈，而日本将在这一经济圈中处于边缘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将被越拉越大。

三是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抢购全球能源，中国“两头在外”的经济结构和有限的资源能源储备，决定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获取来自全球的能源供给，“一带一路”暗含全球能源的抢夺计划，日本能源供应也高度依赖海外，未来将与中国形成竞争。

四是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突破美日在亚洲构筑的安全格局。“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扩张计划，也是一项系统的地缘战略，是为了和美国重返亚太、TPP、美日同盟相抗衡。日本认为，“一带一路”将构筑起包括欧亚大陆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非民主国家大联盟”，是针对日本一直以来努力倡导的“价值观外交”的对抗性战略。

五是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重建“朝贡体系”。日本认为，中国所倡导并努力实现的“伟大复兴”实质是复兴历史上的“中华帝国”，要建立起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各国为其政治附属国的“朝贡体系”，将各发展中国家乃至日本纳入到中国的政治羽翼下来，“一带一路”是实现该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

此外，还有一些声音认为“一带一路”和日本并无关系，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名义上称日本为东方起点或终点，但实际上日本参与的并不多。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风险巨大，沿线政治复杂、法治观点淡薄、安全环境恶劣，日本完全没有必要参与其中。

（二）自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态度有一定转变，但诚意仍然不足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由于美国对“一带一路”开始转向积极，并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加此次峰会，日本见状也迅速调整方针，派出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峰会，对“一带一路”态度较之前出现明显改观，显示出松动迹象。二阶俊博作为领队显示出安倍政府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二阶作为自民党干事长，级别较高，且一直对华友好，派其参会能够释放出对华善意，为日后可能参与“一带一路”埋下伏笔，缓解之前安倍政府一直拒绝“一带一路”的尴尬，若出访成功安倍作为首相和自民党总裁可分其功；另一方面，安倍和二阶分属自民党内不同派系，如日后加入“一带一路”失败或遭右翼势力批评，安倍也可将责任甩给二阶。由于日本在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峰会上追随美国态度，看到美国决定派队参加而照样行事，非积极主动，在领队人选上又有双重考虑，因此尽管安倍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但显示出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诚意仍然不足。

“一带一路”峰会后，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向积极方向进一步转变。2017年6月5日，在东京举行的“亚洲的未来”会议上，安倍公开表示，若条件成熟，日本将同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这是安倍首次对“一带一路”给予公开积极表态。9月28日，安倍出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在致辞中表示愿与中国改善关系和开展“一带一路”合作。11月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倍公开表示，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将深化中日交流，把中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并期待“一带一路”建设能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日本希望同中方进行合作。12月4日，在taptap新版本下载和日本经团联共同举办的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中日“二轨”对话会）上，安倍出席并表示“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下，也可以与倡导‘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大力合作”。目前为止，安倍释放了对“一带一路”的一些暖场信号，但有关表态均是口头上的，未提出合作方针和领域，而且表示日本参加“一带一路”都是有条件的，如必须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下”等等，尚未看出十足诚意。

二、日本针对“一带一路”采取的主要做法

从实际行为上看，日本对待“一带一路”态度消极。一方面拒绝参与亚投行，并提出与“一带一路”针锋相对的“亚洲基础设施伙伴计划”等战略，与“一带一路”开展竞争，另一方面与美印等其他大国开展战略合作，提升对华博弈能力。对“一带一路”总体上以围堵、遏制、抗衡、竞争为主。

（一）拒绝加入亚投行，担忧亚投行可能冲击日本在亚洲的规则制定能力和经济影响力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东南亚并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面向全球正式发出了共建亚投行的倡议。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很多国家的广泛响应和高度认可。但日本对亚投行一直明确抵制，拒不参加，原因有三：一是美国拒绝参加亚投行，并号召协调其盟友一同对亚投行进行抵制，日本政治上向美国看齐；二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领域一直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主要负责，日本担心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与亚开行开展竞争，削弱日本在该领域的主导力和话语权；三是心态失衡，日本一直认为自己是东亚地区的领头羊国家，具有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能力，但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不但在经济规模上将日本远远超越，而且也开始涉足和主导国际规则和地区规则的制定，在亚投行筹建问题上就是中国主导规则的一次尝试，日本对此难以习惯。日本原本对亚投行发展并不看好，不断批评亚投行是中国政府主导的、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运作不透明、会出现大量腐败等等，但看到亚投行已经有80多个成员国，特别是英、法、德、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美国传统盟友均纷纷加入后，且亚投行已完全实现国际化、标准化、透明化、高标准运营，并得到穆迪、惠誉、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最高信用评级，日本国内各界也表现出后悔和反思的态度。目前日本国内各界对亚投行的批评之声已大大减少，转而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加入亚投行中，态度出现一定变化，但日本究竟是否启动、何时启动加入亚投行程序仍不明朗。

（二）积极推动TPP和CPTPP，欲在亚太地区经济格局重构和经济规则构建上与“一带一路”相抗衡

日本国内一直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和TPP的战略设计，在经济领域，“一带一路”瞄准的战略对手是TPP，因此抗衡“一带一路”的主要策略也就在于推动TPP谈成和落地。在奥巴马任期内，日本就是TPP的重要推动者，尽管在一些条款上与美国等存在争议，但总体上对TPP持积极认可态度。特朗普竞选成功后，高调表态要废除TPP，安倍政府对此十分紧张，不断通过多种方式向特朗普游说，希望改变其看法。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份行政命令就是废除TPP。在一情况下，日本擎起了TPP大旗，取代美国扮演起了TPP牵头推动者的角色。日本团结除美国外的其他10个TPP成员国，重新开展CPTPP（全面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谈判。目前CPTPP已发布并通过了最终版本，该版本以原TPP协定为蓝本，除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药品知识产权等20项条款被暂时搁置或修改外，其余基本延续原TPP方案。尽管CPTPP不包括美国，经济总量仅占全球的15%，国际影响力大大缩减，但却依然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贸合作协定。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CPTPP未来会继续将中国排除在外，日本意欲打造一个由其主导、整合太平洋沿岸部分国家、抗衡“一带一路”串联起欧亚大陆国家的意图十分明显。

（三）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与“一带一路”开展针锋相对的竞争

2015年5月，日本政府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计划”，宣布在之后五年向亚洲地区各国提供1100亿美元援助，用于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其所谓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铁路、公路、能源等硬基础设施，还包括人才培养、文化交流、法治建设等软基础设施，与“一带一路”所强调的“五通”内涵接近。其所谓的“高质量”，是指建设项目要重视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债务可持续、劳工权利等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想影射中国基础设施项目“质量不高”，使各国不被中国低价竞标方案所“诱惑”。由于日本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成本已难以与中国竞争，因此必须在该计划的名称中加入“高质量”字样，以掩饰成本劣势。其所谓的“伙伴”，主要面向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但其他的亚洲国家乃至非洲、美洲国家也可包括在内，体现出该计划是一个全球性计划，与“一带一路”沿线范围有大量交叉。该计划资金来源主要是日本开发性资金、政策性资金和对外援助，亚开行、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国际协力银行（JBIC）是主要实施机构。目前该计划已经参与支持了印度工业走廊、菲律宾马尼拉铁路、泰国曼谷城市铁路、越南岘港改造、印尼爪哇铁路、缅甸东西走廊、柬埔寨国道系统、老挝万象供水系统、越南胡志明市城铁和火电站等一批重要项目建设。该计划的建设内容、覆盖范围、战略目标、资金使用方式均与“一带一路”高度相似，其真实目的正是为了与“一带一路”开展竞争。

（四）与印度共同推进“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对“一带一路”形成牵制和制衡

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几天后，2017年5月23日，非洲开发银行年会在印度总理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邦举行，莫迪在会上发表演讲，对外高调提出了“亚非增长走廊”计划（AAGC），宣称该计划将让亚非国家形成一体化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联盟，形成西方式的、民主的、自由的经济架构。该计划包括发展与合作项目、高质量基础设施和机构连接、能力和技能的提高、人与人的伙伴关系四个主要方面，同时还包括三个具体目标：一是以基建为动力，推动印日在非洲的经济扩张；二是在亚非合作的大框架下实现非洲与印度洋地区的融合；三是按照印日在2015年提出的“印度—太平洋2025发展愿景”，塑造以自由和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印度—太平洋秩序，实现非洲、印度洋、南亚、东南亚、东亚以及南太平洋的互联互通。印度在缺席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的几天后就提出这一计划，其用意明显是针对“一带一路”，而这一计划也得到了日本的高度认可，与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用意不谋而合。2017年9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访印，公开表示日本将和印度一道共同推进AAGC建设。据印度智库“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RIS）发布信息称，甚至早在2016年11月时，莫迪与安倍就形成了共建AAGC的想法，RIS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共同编写了AAGC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中日本计划为AAGC投资300亿美元，投资期3年，印度计划为AAGC投资100亿美元，投资期5年。“一带一路”涉及东南亚、南亚、东非，这些都是印日两国的敏感地区，印日十分担忧中国影响力在该地区的加深和巩固。通过“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印日两国将共同的担心凝聚成共同的行动，将各自应对“一带一路”的乏力凝结成共同发挥牵制作用的合力，以求针对“一带一路”发挥更强有力的制衡作用。

（五）长期坚定推进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意图通过“价值观外交”拼凑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包围圈

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础，日本地处中美战略博弈和交锋的前沿地带，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日本坚定站在美国阵营，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对待“一带一路”，日本积极实施一直以来力推的“价值观外交”，努力构建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意图以四国同盟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封锁“一带一路”。

“价值观外交”的理念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日本修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时就提出要对日本的对外援助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要着重援助导入民主化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体现出鲜明的价值观色彩。在小泉时代，日本就有意使用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字眼来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分开，其用意在利用这些虚构的标准把中国排挤在日本主导的东亚秩序之外，与中国争夺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在安倍第一任期和麻生时代，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理念逐步演变为“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俯瞰地球仪外交”，即打造从西太平洋经欧亚大陆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直至西欧的“民主”国家联盟，安倍也多次向小布什建议打造“亚太民主联盟”，特别是力推美日印澳四国联盟。在安倍第二任期，由于看到“自由与繁荣之弧”涉及国家太多、战略难以落地而沦为空想之后，进一步提出了“民主安全菱形”概念，菱形的四角仍然是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四国同盟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石。

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美国优先”、退出TPP并要求盟友肩负更多责任，在亚太问题上表现得漠不关心，这令日本十分着急。安倍利用各种机会或主动创造机会向特朗普兜售四国同盟战略，直至特朗普访日，安倍依然在与特朗普积极沟通四国同盟建设。2017年11月10日，特朗普在越南岘港APEC会议上面向全球正式提出了“印太”战略，在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把印度也拉拢进来，以重新构建印度洋—太平洋秩序，其核心依然是四国同盟，“印太”战略的提出和日本多年来特别是安倍政府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

日本推进“价值观外交”、力推四国同盟，本质上是针对中国的，力图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拼凑一个对华包围圈，同时也会对“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到围堵和封锁的作用。此外，日本在力推美日印澳“大菱形包围圈”的同时，也积极鼓动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与日本一道构筑制衡中国的“小菱形包围圈”，希望增强在南海地区与中国博弈和抗衡的能力，强化日本在南海的势力和影响力。

三、日本抵制“一带一路”的主要原因

日本对“一带一路”采取消极态度，既有看到中国快速崛起心态失衡、担忧在地缘格局和地区经济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内部因素，也有受美国影响、在对华战略上向美国看齐的外部因素。但综合来看，内因为主、外因为辅。

（一）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心态失衡

二战以后，日本在经济建设上遥遥领先于中国，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国家，一直保持着相对中国的优越感。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近两年中日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引发日本的不适应乃至战略焦虑。日本的传统优势产业如机械设备、高铁机车、家用电器等已被中国赶上和超越，在互联网经济、现代商贸、航空航天、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日本甚至已经远远落在中国后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形成了鲜明反差，日本各界普遍对中国崛起表现出心态失衡，担忧日本再如历史上一样成为中国的附庸，“中国威胁论”尘嚣泛起，这种心态直接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行为。

（二）日本认为“一带一路”将进一步强化中日地缘冲突

日本流行观点认为，中日两国在东亚地缘格局中存在竞争关系，中强则日弱，日弱则中强，大陆型强国和海洋型强国难以共存。中国已成为大陆型强国，势必要在整合陆上周边国家地缘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海洋霸权，日本作为海洋型强国势必要将政治经济影响力向大陆腹地延伸，中日两国发展战略和路径将迎头相撞。近年来，不断激化的东海和南海问题就是中国的海洋扩张与日本海洋战略的正面对撞。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长期主导东亚秩序，在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影响力延伸至这些地区，势必会削弱日本的战略地位，使日本在东亚地缘格局中被边缘化。

（三）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将面临较为激烈的产业竞争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长期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国，由于中日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产业分工错位、经济互补性明显，中国成为日本重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但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日经济结构日渐由互补性向趋同性转变，产业分工日渐由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两国产业同质性竞争日益激烈，如高铁、机电设备、材料工业等领域。当前日本已将产业转移重点瞄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而这些地区也是中国“走出去”的重点地区，是推进“一带一路”的优先和关键地区，中日两国在这些地区呈现出激烈的产业竞争，如在雅万高铁、新马高铁、泰国高铁、印度高铁等项目争夺上中日两国都开展了针锋相对的竞争，日本也认为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投行和日本主导的亚行也存在直接竞争，对竞争和失去市场的担忧也致使日本对“一带一路”采取消极态度。

（四）配合美国抗衡“一带一路”的需要

日本外交政策受美国影响极大，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中美关系，在日本处理“一带一路”问题上也是如此。由于中国与美国经济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美国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坐二望一”，谋求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实现该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尽管美国未公开表示对“一带一路”的反对态度，但实质上正在通过“印太”等战略抗衡“一带一路”的影响。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同盟国，需要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成为了美国抗衡“一带一路”的桥头堡。

四、几点建议

（一）引导国际舆论正确看待“一带一路”

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负面看法大多来源于对“一带一路”的不了解，多凭借其主观臆断、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带一路”，认知不免负面和偏颇。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尽管两国部分产业和产品存在竞争，但一则这类竞争属于正常的商业竞争，没有涉及经济安全、地缘格局等国家根本利益，二则中日在产业链层面的合作一直非常紧密，中日两国联手开发第三方市场极具潜力，中日“一带一路”合作前景广阔。当前我国要积极引导国际舆论正确认知“一带一路”，把“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和互利共赢的本质特征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阐述清楚，纠正其不当认知和负面看法，使其能够用正确认识来调整行为、引领行动。只有我们首先能够恰如其分、准确合理的宣传好“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才能让日本等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的国家接受和参与。

（二）继续深入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力争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化

尽管近年来中日关系跌入低谷，但仍然有回温的可能和空间。从历史上看，中日关系曾经历过远比当前更为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实现过峰回路转。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应借此契机，利用好近期日本对改善中日关系所展现出的向好势头，通过加强政治沟通、密切经济合作、增进人文交流等方式，不断扩大两国在经贸、制造业、节能环保、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推动亚投行与亚开行在业务上的对接，为中日关系回温创造积极因素，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发展，力争使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化，为推进中日“一带一路”合作营造积极氛围、创造有利条件。

（三）以RCEP为抓手，深化中日经济合作

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内需能力有限，发展经济极为依靠外部市场，日本经济结构呈现出突出的“两头在外”特点。长期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整合，但由于中日韩自贸区、RCEP等重要地区经济合作协定迟迟难以推动，日本转投TPP，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继续推动CPTPP建设。但由于美国的退出，CPTPP市场容量大大缩水，含金量也远不如TPP，也无法与RCEP相比。可择机与日本共同商议推进RCEP建设，中国的庞大内需市场是日本经济增长所无法或缺的，日本参与并推动RCEP建设对其也有重大经济利益。日、印是影响RCEP的关键国家，如能使日本对RCEP转向积极，将对印也会产生重大示范影响，RCEP建成可能性将增大。当前应积极与日本开展沟通对话，力争营造良好政治氛围，在此基础上，如日本对待“一带一路”态度出现实质转向，可将RCEP建设作为推动中日“一带一路”合作的主要抓手。

（四）如短期不能推动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应尽量使其不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负面因素

当前中日“一带一路”合作主要受制于政治因素影响，日本推进修宪、否认历史问题、推进钓鱼岛国有化等做法使中日关系长期陷入低谷。应该说，短期内推动日本政治风向转变、实现中日政治互信难度极大，但要确保日本不成为“一带一路”的重大阻碍力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出太平洋的第一站就是日本，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如果日本高调唱反“一带一路”，再加之美国在后支持，我国推进“一带一路”阻力将大大增强。实际上，中日两国长期“政冷经热”，尽管当前解决“政冷”问题难度很大，但应力争恢复“经热”，使紧密的经贸联系成为牵制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影响日本民众对华态度的重要手段，为推进“一带一路”尽量营造良好环境。

（五）各个击破，破解四国同盟，增大对日博弈筹码

当前在全球舞台特别是亚太地区，日本政治经济影响力已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如要和中国抗衡博弈、对冲“一带一路”影响，所能依赖的主要是四国同盟。尽管当前美国已提出“印太”战略，日本一直在台上台下为四国同盟筹划准备，但四国利益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凝聚在一个同盟下并非易事。针对“四国同盟”，我国可采取拆分策略。中美关系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两国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合作的一面，要抓好两国利益汇合点，推动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印度坚持独立外交，对“四国同盟”并非真心实意，其加入背后有抗衡中巴经济走廊、维持其在印度洋主导地位等地缘战略的考虑，我国如能调整南亚策略、实行中巴平衡外交、努力向印做好沟通释疑，印度对“四国同盟”立场很可能发生松动。澳在四国中，政治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且中澳经济往来一向密切，在四国同盟中的重要性并不突出。如能差异施策、有的放矢，拆解四国同盟，日本对华战略博弈能力将大大下降，更无筹码抗衡阻挠“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