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冠群：莫迪执政后印度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及我国应对之策

原载《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2期

作为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印度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近期经济增速更是排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但与此同时，印度经济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薄弱、管理体制僵化低效等瓶颈制约，潜在生产能力不能完全释放。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积极推动印度经济体制改革，直面印度长期存在的制度性痼疾，围绕“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季风计划”、“向东行动”、环印工业走廊等重大战略重构印度经济格局，以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降低长期居高不下的潜在失业率，缓解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同时培育新的国际竞争力，使印度能够更加紧密地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助力印度走出贫困。当前中印两国关系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莫迪执政下的印度发展战略选择为中印两国经贸合作创造了新条件、提供了新机遇、开启了新篇章。我国应积极看待印度的发展与崛起，要以开放的心态增强两国战略互信，以务实的精神把握好两国合作的主方向，以灵活的策略处理好涉及两国关系的多方面问题，力争推动中印全面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一、莫迪制定印度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背景

（一）印度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已成为最为耀眼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但经济体量总体仍然不大，人均收入偏低，贫困问题十分突出

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经济改革后，印度经济逐渐实现较快发展，90年代中后期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8%，在2000-2002年短暂下滑至4%-5%后又进一步回升，2008年前经济增速一度达到9%-10%。全球金融危机对印度产生较大冲击，2008年经济增速跌至3.9%，但恢复速度很快，2009年反弹至8.5%，2010年甚至达到10.3%。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影响，印度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增长率稳定在7%左右。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印度GDP达到2.1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七位，不变价经济增速达到7.6%，成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1月份《经济展望报告》，2016年印度经济增速初步统计约为6.6%，2017年预测可达到7.2%。印度具有显著的市场规模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据联合国预计，到2022年印度人口很有可能超越中国，人口规模意味着庞大的内需市场，内需将成为拉动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印度人口结构十分年轻，目前平均年龄仅有26岁，适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较高，且劳动力价格低廉，适合承接来自全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可以预计未来一定时期印度经济仍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图1 近年印度经济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一国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比较容易实现高速增长，当前印度能够持续保持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体量仍然不大。目前印度GDP总量是中国的1/5，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是中国的1/4，外汇储备是中国的1/10，金融业规模是中国的1/3.5，经济体量决定印度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同时印度还面临较为严重的贫困问题，目前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81美元，位于世界第129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贫困人口占全世界的33%。按联合国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赤贫标准，2015年印度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处于赤贫状态。目前印度农村的文盲率为70-80%，每三个女人里有一个人是文盲，每五个男人里有一人是文盲。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为了实现印度人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强烈诉求，莫迪在竞选总理时打出经济发展这张牌，凭借其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长十年间该邦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突出政绩而赢得竞选，因此莫迪上台后必须兑现承诺，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首位。

（二）印度走出了一条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发展道路，以“世界办公室”享誉世界，但制造业较为薄弱，仅凭服务业难以将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印度经济增长成果不能被更广泛的群众所共享

根据克拉克定律，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将会逐渐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表现出经济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产业为主，再向第三产业主导的产业升级现象，但印度经济发展过程不符合这一规律。印度兼有廉价劳动力及英语人口众多的独特禀赋，约有1亿人能够熟练掌握英语，2.5亿人较熟练应用英语，因此印度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重点发展服务外包等第三产业，从而跳过工业化、直接步入服务化的经济发展阶段。目前印度第三产业已占到GDP的近60%，成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和世界服务外包第一大国，被誉为“世界办公室”。与此同时，印度制造业发展十分薄弱。独立之初，印度领导人决心把印度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逐渐建立起以纺织业、钢铁业、食品加工业、机械装备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但由于计划经济和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印度制造业生产效率不高，也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尽管经济改革后印度制造业快速发展，在制药、钢铁等领域培育了一些世界级企业，但与欧、美、日及中国的制造能力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目前印度全部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30%左右，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仅10%-12%左右。

印度制造业薄弱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制造业是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由于印度服务外包业对劳动力的英语技能和教育要求较高，因此大量农民难以通过就业转移到城镇中，经济发展成果只能使一部分劳动者受益，而不能为广大劳动者所共享，这导致今天印度一半以上的劳动力还滞留在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中，一些失地农民由于不能找到合适工作而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制约了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根本上导致了印度精英白领阶层与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断层、高端服务业与落后的农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产业断层、个别发达城市与众多落后的大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的地域断层、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和高端医疗服务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之间的社会服务断层，可以说，制造业发展远落后于服务业是印度当今贫富差距、区域差距等众多社会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莫迪上台执政后，必须要对已经形成的不协调的产业关系进行重新调整，需要引导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向更具发展潜力、成长性更好的制造业汇集，以制造业发展来深化工业化，以工业化来带动城镇化，从而使广大群众从落后低效的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缓解因行业生产率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培育形成印度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

图2 印度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三）由于长期以来印度经济开放水平不高，在全球历次产业转移浪潮中，印度均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致使印度目前总体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目前全球大致经历了四次产业转移浪潮：第一次是从18世纪末到二战前的较长时期里，产业由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向北美地区转移，“世界工厂”实现了从英国向美国的转变；第二次是二战后的上世纪50-60年代，钢铁、纺织、机械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等产业由欧美地区向日本转移，日本成为全球制造大国；第三次是紧接其后的上世纪70-80年代，钢铁、化工、机械等产业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东亚“四小龙”、“四小虎”转移，“四小龙”、“四小虎”实现了经济腾飞；第四次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大陆地区转移，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新的“世界工厂”。这四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印度都没有深入参与其中，除服务业以外包和贸易形式与全球化衔接较为紧密外，其他产业均普遍处于较为封闭低效的状态。印度在全球产业转移中被边缘化主要由于印度经济的开放度、自由度水平不高。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奉行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样，也强调建设门类齐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一模式决定了印度经济系统相对封闭，与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基本割裂。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时全球第三轮产业转移行将结束，第四轮产业转移正在蓬勃兴起，早于印度10多年就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受益方之一，印度错过了这一历史机遇期。

近年来，印度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但由于经济管理的惯性思维、全社会弥漫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以及各幼稚产业利益集团对印度参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印度经济的开放水平仍然十分有限。从贸易来看，2015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6613亿美元，与GDP的比例仅为31.9%，而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为45.2%，如下图所示。从投资来看，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印度吸引外资排在世界第十位，2014年仅350亿美元，2015年仅440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吸引FDI分别达到1290和1360亿美元，印度仅约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经济没有融入世界就意味着与发展机遇失之交臂，就意味着只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水平而难以站在世界经济的顶峰。近年来全球化加速发展，TPP、TTIP、RCEP等新的大型区域经济组织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规模，高标准的经济贸易协定正在推出，未来很有可能将付诸实践，若印度继续保持这一封闭保守的状态，很有可能被历史的潮流所淘汰，被更加边缘化于世界经济格局中，因此推动印度加速开放，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汇聚，通过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带动本国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也就成为莫迪政府制定经济战略的一项重要考虑。

图3 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与GDP比例与全球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

二、莫迪制定的印度主要经济发展战略

莫迪在执政印度前，曾担任十多年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在古邦期间，莫迪大力发展工业、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2002年到2012年，古邦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0%，创各邦之最，被誉为“印度的广东”。莫迪在大选时打出口号“印度将和古吉拉特邦一样”，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同。莫迪担任印度总理后，延续执掌古邦时形成的改革开放思路，推出了“季风计划”、“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环印经济走廊、大力兴建基础设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战略构想和具体行动，印度经济发展面貌和发展前景焕然一新，总体取得了较为积极明显的效果。

（一）推出“季风计划”，开创印度发展新格局

莫迪上台执政后推出“季风计划”，这是一项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宏大的战略构想。“季风计划”全名“海上航线与文化景观”，这原是印度文化部于2014年推出的对外文化合作项目，意图加强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和宗教交流，2015年3月莫迪出访塞舌尔、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时将该计划升级，加入了与古印度洋航线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的内容。尽管莫迪政府尚未提出关于“季风计划”的具体规划和设计方案，遭到印度国内各方质疑和批评，认为该计划较为空洞模糊，没有实际内涵，但从战略布局上，“季风计划”为印度未来对外发展谋划了新方向、打开了新空间。目前“季风计划”主要形成了以下两大方向：

一条是西线。2014年印度拨出8600万美元，与伊朗合作共建伊朗恰巴哈尔港，对该港的航道和港口进行加深以接纳大型船舶。印度参与该港口建设有多方面意图：一是希望与伊朗加强能源方面合作，印度石油高度依赖进口，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80%，伊朗地理上与印度很近，且石油资源丰富，可以成为印度石油的重要供应国，且恰巴哈尔港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围，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也不会影响恰巴哈尔港的原油运输。二是抗衡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恰巴哈尔港和瓜达尔港相距仅200多千米，且两个港口都定位为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出海口。印度对中国援建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抱有警惕心理，通过与伊朗共建恰巴哈尔港，从经济上与瓜达尔港争夺广大中亚地区的腹地资源，从战略上起到与瓜达尔港抗衡和平衡的作用，从而削弱瓜达尔港乃至中巴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近期，印度进一步推动与伊朗、阿塞拜疆、俄罗斯共同提出“第二苏伊士运河计划”，希望建立从南亚、中亚、高加索至俄罗斯和欧洲的海陆联运走廊，打通绕过巴基斯坦联通中亚和欧洲的战略新通道。

另一条是东线。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印度提出“向东看（Look East）”政策，认为印度要向东通过印度洋连通中南半岛地区。经过20多年发展，莫迪上台后，将“向东看”进一步升级成“向东行动（Act East）”，即“向东看2.0版”，推动印度与东盟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甚至提出，印度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与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开展合作。相比西线，东线成为莫迪对外战略布局中的更主要方向，美国、日本、中国等环太平洋经济体将成为印度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东盟、中国以及美日将成为印度制造品的重要消费市场，“向东行动”意图将印度洋经济圈和太平洋经济圈连通起来，形成一个充分整合的“印太”经济圈，并使印度成为“印太”经济圈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

（二）大力推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硬约束

印度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这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最大约束条件，如印度公路等级普遍不高，铁路运力严重不足，机场建设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港口阻塞十分严重，电信通讯条件也较为落后等。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对全球138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水平排名，印度排名第68位。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和吸引外来投资的基本条件之一，莫迪政府提出，未来要大力新建铁路、公路、机场及港口码头等，改善印度基础设施水平，为此莫迪政府设计了一系列行动计划。

1998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提出“黄金四边形公路发展计划”，希望将印度人口最多的四大城市新德里、孟买、钦奈、加尔各答连成一体，形成印度国家高速网的骨干架构，“黄金四边形”总长度3633英里。在“黄金四边形公路网”的基础上，莫迪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钻石四边形高速铁路网”，打造连接新德里、孟买、金奈、加尔各答四大城市的高速铁路网络体系，总长度将达到4600公里，预计高铁时速在每小时300公里左右，这将大幅改变印度铁路客运服务不足、客运效率低下的问题，初步估算，“钻石四边形高速铁路网”造价将在2万亿卢比以上（折合人民币2000亿以上）。

针对印度港口设施和港口与腹地联通的集疏运设施不完善的问题，莫迪政府提出要重振“萨迦尔玛拉”计划。该计划最早由瓦杰帕伊政府于2003年公布，希望实现印度海洋部门的快速现代化和扩张。莫迪政府重新拾起这一计划，但对该计划的重点建设方向进行了调整。莫迪版的“萨迦尔玛拉”计划强调“港口导向型发展”，提出要重点加强各大港口与腹地地区相联通的铁路、公路及内河航道建设，增强港口对于腹地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把港口作为印度对外开放和拉动腹地经济的双向窗口。同时，“萨迦尔玛拉”计划还提出要振兴印度的航运业、造船业、港口业等，这将大幅增强印度港口的经济影响力，使其成为“季风计划”的重要支撑。

为提升印度信息服务业水平，莫迪政府提出“数字印度”发展战略。该战略计划投入180亿美元，力争到2019年实现全印度25万座村庄通网络，在21个邦打造100多个智慧城市和30-40个基于智能城市原理开发的关键点，每个点的范围都将超过200公里，并将围绕网络通讯设施建设、相关通讯设备进口替代等产业创造1亿个就业岗位。数字印度有三大目标：公民共享的基础设施、需求导向的管理和服务、人人享有的数字权，其核心是让每一位印度人特别是穷人也能享受到网络服务，能实现与全球的低成本信息联通，截止2015年，印度13亿人口中仅有1亿多人享受过宽带服务，可以预计伴随着该战略的实施推进，这一数字将会实现大幅增长。

（三）推行“印度制造”战略，打造制造业与基建相结合的五大工业走廊

在2014年上台时，莫迪曾承诺要打造“印度的世纪”，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是“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2014年9月，莫迪向全世界宣布“印度制造”战略，该战略计划将重点发展汽车制造、生物技术、纺织服装、医药保健、机械装备、化工、铁路、航空、信息技术、港口、可再生能源、国防军工等25个产业，力争到2022年，将使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高到25%，同时每年创造1200万人的就业，2015-2022的8年间将共计创造近1亿人就业。莫迪政府提出的“印度制造”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仅包括振兴制造业本身，也包括如“新创印度”、“技能印度”、“清洁印度”、“数字印度”、“品牌印度”等关联性行动计划，以打造更好的投资营商环境，增强为制造业的配套服务水平。

为进一步落实“印度制造”战略，莫迪政府进一步提出要打造德里—孟买、清奈—班加罗尔、印度东海岸、阿姆利则—加尔各答、班加罗尔—孟买五大工业走廊，五大走廊立足于不断完善和加速建设的基础设施体系，培育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工业城市、产业园区、产业集群，从而形成一个环绕印度的工业带和工业网络体系，成为“印度制造”未来发展的主阵地。其中建设进展较快的是日本主导推进的德里—孟买工业走廊，该工业走廊被喻为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预计将投入900亿美元，包含24个产业园区、8座智慧城市、两个机场、五个发电项目、两条高速运输线路及两个物流仓储中心。英国主导的班加罗尔—孟买走廊也正在推进中，该走廊预计投资200-250亿美元，投资规模仅次于德里—孟买工业走廊。

（四）改革不适宜生产力的税收、劳工、土地、外资等管理制度

印度经济发展除面临基础设施薄弱等硬约束外，还受一些社会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软约束的制约，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在税收、劳动、土地、外资等领域，这些领域的一些制度死板僵化，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税收方面，印度的税务体系极为复杂，印度是联邦制国家，除了中央税（CST）外，各邦还有形式各异的地方税（LST），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重复计税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印度企业的综合税负较高，本地注册的私营公司总体税率平均达30%，分公司甚至高达43%。2016年8月，印度议会上院通过了商品服务税（GST）法案，现有的邦内和邦际消费税将被统一的商品服务税所替代，印度从2017年始将进入全国统一税制时代，这将有效避免重复征税，并将大幅降低印度境内企业的税负负担。

劳工方面，印度法律规定，企业员工超过90人就必须组建工会，员工超过100人，企业主就不能解聘员工，而只能由地方政府解聘。这一制度导致了大中型企业员工丧失了工作压力，无论工作表现如何不好均不能被解聘，如果企业主强行解聘，工会就会组织罢工等进行抗议，甚至会不惜与资方发生流血冲突，印度一些企业为避免出现这一情况而主动控制企业雇工规模，严重限制了企业发展。莫迪上台后，主张对印度在英国殖民时期形成的一整套劳工法进行改革，包括允许企业以更简单的方式解雇工人和因经济不景气宣布倒闭等，这一计划遭到一些工会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公共服务部门，他们认为这将有损工人权益，使工人面临失业，并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罢工，莫迪劳工改革计划受挫。

土地方面，印度土地是私有化的，依据现行的印度《土地法》，企业征地需获得80%受牵涉家庭的同意，这一苛刻条件导致企业征地十分困难，严重限制了企业投资。韩国浦项制铁（POSCO）曾计划在卡纳塔克邦投资53亿美元建设600万吨粗钢生产基地，终因征地困难撤消了投资计划。印度本土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公司想在奥里沙邦投建1200万吨钢铁项目，从2006年起历时8年才完成第一阶段征地。为彻底解决征地难问题，莫迪政府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2015年4月印度下院通过了《土地法》修改草案，规定印度工业走廊建设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网建设等公共用地，政府可不经农户许可以市场价收购，同时补偿给农户每家一个工厂工作名额，但由于该方案难以得到反对党认可，农民也普遍对该法案持反对态度，同年9月，该修改草案被宣布失效，莫迪政府的土地改革目前已基本停滞。土地制度是印度的一项根本性制度，莫迪的“工业友好型”土地改革方案不能得到“农业依赖性”社会的广泛认可也在情理之中，但这项改革的停滞会对莫迪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和“印度制造”战略产生一定冲击，基建和企业投资建厂速度会因征地难而继续受到影响。

外资方面，印度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复杂低效，很多外资对此望而却步，这也是多年来印度外资规模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长期以来印度对外商投资实行逐案审批制，由于缺少统一、明确和具体的审批规则，审批机关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且审批流程不透明，审批结果、审批时限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其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大量腐败。又如政府更迭会导致外资政策缺乏连续性，印度国内政治关系反复曲折，每遇选举和政府更迭，新政府都会重新审查上一届政府的政策，已出台的政策可能会被调整或废止，已批准的项目可能会被暂停或取消，这给外商投资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外商投资还面临着行政效率低下、法律程序复杂等各种困扰。莫迪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提出“在外商投资上要使印度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国家”。一方面实行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制度，除部分“战略性”部门外，其他行业都废除外商投资许可，实行“自动路线”审批。2016年6月，莫迪政府再一次扩大开放范围，包括航空、国防、医药、零售、食品生产、有线电视网络和卫星通讯等众多关键行业也实行对外资开放。另一方面，在外商允许投资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根据不同行业可逐步提高到50%、74%或100%，同时也允许外资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上投资。与此同时，莫迪积极推动投资主管部门的行政制度改革，他撤销了有着65年历史的印度计划委员会，并将其改为“全国改革印度学会”，新机构将以“亲民、积极、参与性强的发展规划”来取代之前计划委员会的做法。

税收、劳动、土地、外资这四方面管理制度的僵化落后是印度经济社会管理的痼疾，尽管目前印度改革已推行了20多年，但这些关键问题很难撼动，未来印度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取决于这些薄弱环节的建设和改革程度，若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印度生产力能够充分释放，未来印度的发展潜力将会是十分巨大的。莫迪敢于挑战这些陈疴，尽管在劳工和土地改革上遭遇了极大阻力，但在其他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这在印度保守主义充斥和反对党掣肘的政治生态环境里已属十分不易。

三、中印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

自上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改革启动以来，中印经贸联系日益紧密，目前中印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700亿美元，中国已经取代阿联酋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近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印双边投资也在逐渐增加，2015为7.9亿美元，万达、华夏幸福、新疆特变电工、华为、小米、OPPO等中国企业已在印度开展投资。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印时提出“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为中印关系发展找到了新的定位。中印两国同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和当前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两个大型经济体，在应对全球经济不景气、推动减贫、产业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合作。在双边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两国经济合作也存在一些限制因素，既有长期形成的中印战略互信不足，也有传统政治议题上双方立场观点不同，还有双方在投资贸易等经济问题上的摩擦，这些问题阻碍了中印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一）中印战略互信不足是制约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由于历史因素，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和海洋活动能力的增强，中国影响力开始进入印度洋地区，印度一直视印度洋为自己的“内海”，十分担心中国经略印度洋，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政界、学界、媒体均有广阔市场。印度国内一些机构和学者提出，中国正在对印度实行“珍珠链”战略，即将围绕印度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缅甸皎漂和实兑港等“珍珠”串成一条“链”，对印度实施围堵。印度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看成“珍珠链”的升级版，北侧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东侧通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南侧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三个方面对印度进行封锁，认为“一带一路”是与“季风计划”针锋相对的战略选择。印度对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也抱有警惕心理，印度自认为是南亚地区大国，担负南亚地区的领导责任，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日益紧密，使印度十分敏感。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国对巴基斯坦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超过460亿美元的投资令印度十分震惊，印度认为中巴这两个地缘政治对手的紧密合作会对印度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威胁。2015年，印度与尼泊尔关系紧张，中尼关系走近，尼泊尔大地震后，中国提供大量援助，特别是中国提出未来会将青藏铁路从拉萨和日喀则延伸到加德满都以后，印度十分警惕。中国与斯里兰卡在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项目的合作也被印度高度关注，印度认为斯里兰卡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相当于台湾之于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坚决不能让中国进入。印度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和看法本质上还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与当前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日益深化是格格不入的，尽管当前印度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印关系日益紧密，但传统地缘思维植根的深厚土壤依然存在，未来只能通过不断加强的中印战略互信来加以消除。

（二）中印边界领土争端、联合国“入常”、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具体政治议题是影响两国深入合作的直接问题

关于中印领土争端。目前中印有争议领土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印度也是中国陆地上目前唯一没有解决领土问题的邻国，特别是中印曾就领土问题发生过战争，从实际利益和民族心理上印度对边界争议问题都十分介怀。近年来中印多次发生双方边防军队对峙事件，印度一直认为，中方在争议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和战斗能力强于印度，为此印度在边界地区特别是藏南地区经常采取各种小动作。如印度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藏南地区）不断加大军力部署、积极开发藏南地区水资源、吸引国际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等来藏南地区投资、鼓励印度国内向藏南地区移民等，一方面希望提高对藏南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希望鱼目混珠，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印度媒体经常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煽风点火，每当两国边界上产生纠纷或对峙，印度媒体往往进行夸大化的报道，发布对中国不利的言论，激发国内民粹主义，对印度领导人施加压力，从而使印度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更加强硬，这不但不利于两国搁置争议、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加剧化、复杂化。

关于联合国“入常”问题。印度认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印度不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不公平的，印度也为联合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权享有与其人口规模和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为此印度一直积极寻求联合国“入常”。印度与日本、德国、巴西捆绑在一起，组成“四国集团”，希望借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机争取共同“入常”，但遭到意大利、韩国、印尼、巴基斯坦、墨西哥、阿根廷等“团结谋共识”运动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印度却认为中国是阻碍印度“入常”的最大障碍，特别是2015年奥巴马访问新德里时，表态美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中国对印度“入常”一直采取不表态的态度，印度更是认为中国是印度“入常”道路上最大的拦路石。

关于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问题。印加入NSG被拒是困扰当前中印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印一直高度重视加入NSG，认为这是保证其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路径和手段。中国认为，印度若想加入NSG应先签定核不扩散条约（NPT），NPT是NSG的法律基石，目前NSG全部48个成员国均签署NPT，印没有权利成为例外。印度认为，由于NPT规定仅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才可拥有核武器，印作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难以接受NPT条款。在美国已同意印加入NSG的情况下，印度认为中国是阻碍其加入NSG的主要力量。中国提出解决印度加入NSG问题的“两步走”方案，即必须先由全部NSG成员国内部讨论确定非NPT成员加入NSG的统一标准，印满足该标准后方能加入，但印度认为中国的这一做法是给巴基斯坦撑腰。印度各界因此事向中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NSG事件也影响了近期中印两国的政治氛围。

（三）印度高度重视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担心“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会对本国产业造成冲击

近十多年来，中印两国贸易规模快速增长，201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716.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582.4亿美元，中国自印度进口133.8亿美元。但中印两国贸易规模总体还相对偏小，201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5584亿美元，中欧贸易额达到4672亿欧元，而中印贸易规模与之相比还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特别是印度对华贸易存在较大逆差，对华逆差占到印度对外逆差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印度高度关注这一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制造”比“印度制造”更具市场竞争力、附加值也更高，从贸易结构上看，我国对印度出口主要是机电、船舶、车辆等附加值较高的贸易制成品，从印度进口的主要是附加值较低的贵金属、珠宝首饰、木材及木制品、橡胶等初级原材料产品。二是印度长期奉行贸易保护原则，虽然近年来印度关税税率整体下降明显，但仍相对偏高。根据WTO公布的数据，印度最惠国平均关税税率达12.6%，高于中国的9.6%，其中农产品和汽车等部分工业制成品的关税水平更高，蔬菜、谷物等农产品均超过30%，轿车高达60%。推行“印度制造”战略后，为吸引国外企业赴印投资设厂，印度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如2015年2月将手机进口关税从6%提升至12.5%，我国手机企业华为、小米、酷派等被迫扩大在印生产规模。印度还经常针对中国产品开展反倾销调查，是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印度担心“中国制造”可能会对印度本土工业产生冲击，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会经常性的对两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四、进一步深化中印经济合作的有关建议

莫迪上台执政后，印度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来看，这些变化是积极且进展显著的，未来印度发展潜力将会持续迸发，发展前景总体看好。当前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印度经济的发展趋势，必须从战略高度把握中印两国经济合作的大方向，进一步加强沟通对话，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为双方经济合作打下稳固基础，同时积极创新议题，不断为两国经济合作加入新动能，推动“龙象之争”迈向“龙象共舞”。

（一）从三个方面推动两国“战略群”对接

近年来，中印两国分别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对内对外战略，如我国的“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国际产能合作、新型城镇化等，印度的“季风计划”、“向东行动”、“印度制造”、五大“工业走廊”、“萨珈尔玛拉（Sagarmala）计划”、“钻石四边形”计划、“黄金四边形”计划、“清洁印度”、“数字印度”等。两国的这些战略相互关联、相互倚重，完全可以实现从顶层设计到具体项目的有效对接。

一是中印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而基础设施是我国优势领域，参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是化解我国过剩产能的重要途径。印度财政资金不足，我国若参与其基建可能要更多使用自有资金，因此投资前务必要先算好成本收益账。可考虑以工程总承包、PPP或合资开发方式参与印度具有一定盈利能力的港口、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项目，同时带动中国装备、中国设计、中国标准走向印度。对于一些重大战略性基建项目，也可考虑协调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参与其中。

二是与印度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莫迪提出“印度制造”战略，未来要重点发展汽车制造、生物技术、纺织服装、医药保健、机械装备等25个产业，其中部分产业如机械装备等我国具有比较优势，部分产业如医疗保健等印度具有比较优势，部分产业如纺织皮革等印度可作为我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双方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此外大量工业区、产业园区和城镇建设项目我国都可参与其中。

三是参与“数字印度”建设。我国电子信息和通讯设备产业均具优势，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也走在世界前列，可与“数字印度”进行对接。此外，印度电子商务潜在市场巨大，目前正呈高速发展势头，我国企业应尽早进入，抓紧抢占市场。

（二）提议开展两条中印互联互通大动脉的可行性研究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印方表态并不积极，甚至表现出疑虑情绪。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应一方面继续向印度解释“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真实内涵，而非制衡封锁印度，打消印度顾虑，另一方面与印度务实推进有关重大项目，不与之纠缠地缘战略问题，就项目谈项目，实质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建议可向印方提出共建两条中印陆上大通道：

一是跨喜马拉雅山大通道。目前我国青藏铁路计划从拉萨经日喀则修至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未来既可进一步向南延伸进入印度，也可由印方修建从其国内至加德满都的铁路，从而实现中印两国铁路网的对接联通。印北部恒河流域是其人口最密集，同时也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打通这一通道对方便我国西部地区与印贸易、带动印北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尼泊尔对此方案态度积极，但关键在印度，建议可由我方提供可研规划费用、由中印两国共组专家队伍对该项目进行前期研究。若未来该项目印方能够接受，再由中印两国共同出资开发建设。

二是孟中印缅大通道。该通道主要包括四条线路：北线从昆明经腾冲至缅北的密支那，经印雷多口岸进入印东北部，再向南至孟加拉国的达卡和印度的加尔各答；中线从昆明经瑞丽口岸至缅甸曼德勒，再向西经印东北部的英帕尔至达卡和加尔各答；南一线由昆明经曼德勒至皎漂港，再北上至吉大港、达卡和加尔各答；南二线由昆明至曼德勒后，向南至缅甸仰光。如果该通道打通，将会显著增强四国经贸联系，并将加快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步伐。目前缅孟对该通道都较为积极，关键也取决于印度，印东北部长期存在分离主义势力，且又与我国存在领土争端，印度心有疑虑。建议向印度提出四国共同制定孟中印缅发展规划，或由我方先行制定规划并征求三方特别是印方意见，同步开展四条线路的可行性研究，将四国战略对接和规划对接落至实处。

（三）提议中印共同开展自贸区建设

瓦杰帕伊时代，印度人民党政府曾向我国提出建设中印FTA，国大党辛格上台后，对这一方案避而不谈，莫迪上台后，人民党再度执政，我国可重新拾起这一议题。目前莫迪正积极推进开放型经济政策，大力招商引资，对开展自贸区建设也有一定诉求。目前中印经贸领域的若干问题都可装至自贸区这一篮子中予以统筹解决。

一是贸易关税与壁垒问题。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十分强烈，进口关税较高。印高度关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也是对我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应与印在自贸区框架下就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反倾销等问题进行谈判，不能任其单方面随意更改贸易规则。

二是投资安全审查问题。目前印度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对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但对我国企业赴印投资仍存在一些限制条件。印对外商赴印投资有自动获准和政府审批两种方式，大部分国家和行业的投资项目都可通过自动获准的绿色通道，对来自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六个“存在安全风险的国家”的投资还主要采取政府审批方式，且审批方式流程不透明、审批时间没有限制，常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投资申请，华为、中兴、海尔等均遭到过拒绝。我国应与印在自贸区框架下就投资审批和审查问题进行谈判，促使印度对我国投资采取自动获准方式。

三是签证便利化问题。双边自贸区建设还包括人员、货物、资金无障碍流通的大通关问题，目前最首要的是要解决我国企业赴印工作签证问题。工作签证申请难、办理时间长、有效期短、延期再申请繁琐等问题已成为我国赴印投资企业的最大难题，需要国家层面与印方协调解决。

印度保护主义思想严重、决策程序繁琐复杂、行政效率较低，中印自贸区谈判进度可能较慢，难以一蹴而就，对此我国应有心理准备。当前我国应借印本届政府推进对外开放的窗口期，效仿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经验，争取和印度达成自贸区谈判的早期收获，尽快启动中印自贸区1.0版，后续随着更多共识的达成，逐步形成更高标准的2.0版乃至3.0版。

（四）进一步凝聚两国在若干重要多边机制合作的共识

推动中印两国合作不仅要注重双边层面，更要发挥好多边机制的重要作用，在多边平台和组织中更广泛地凝聚中印双方利益契合点。

一是推动印度尽快加入上合组织。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印度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与正式成员国相比，观察员国权利相差较大，既无发言权也无表决权，难以加入上合组织的实质性合作。印度对加入上合组织十分积极，目前印度已经启动加入上合程序，但距离正式加入还需一定时间，当前我国应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的司法程序。这既有助于通过上合组织的军事合作机制拉住印度，避免印度成为美日的军事同盟而对我国构成安全威胁，又能将印巴矛盾和问题置于上合组织框架内由大家共同沟通协调。未来随着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深化，更有助于推动印度融入地区经济格局中，为我国进一步深化与印度经济合作创造条件。

二是加强两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深入合作。金砖国家是凝聚中印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应推动中印两国在金砖国家制度化建设、功能性拓展方面达成共识。目前金砖国家已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广泛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层次架构。但总的来看，金砖合作仍以协商和沟通式的务虚合作为主，尚未形成具有纲领性和程序性的制度文件，也未形成常设的办事机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中印两国应共同推动金砖合作的建章立制工作，要将金砖国家合作的原则和规范形成纲领性文件，要将金砖合作的规则和决策程序制度化，要建立常设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形成较为固定的组织架构。中印两国还应共同推进金砖国家在更广泛议题上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在资源能源、基础设施、高技术、农业、服务业等领域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金砖银行发挥更大作用，建立两国在货币互换、本币结算、本币融资机制，共同推进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进程，共同增强金砖国家在G20平台上的声音，由两国作为表率，为金砖国家做好示范。

三是两国携手推进RCEP进程。当今全球贸易规则面临重构，印度一方面担心国际多边贸易WTO规则破裂，未来基于RCEP、亚太自贸区、TPP、TTIP等形成的新的经贸格局没有印度位置，不利于印度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但另一方面TPP、TTIP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劳工环保等高标准也确实令印度难以接受。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RCEP战略，印度是其中关键一方。当前我国应积极推动印度参加RCEP建设，并将中印自贸区建设与共建RCEP同步起来，形成互促互进之势。

（五）提议与印度启动多层次“二轨”对话机制

中印合作最大的制约条件是双方战略互信不足，增进互信仅通过两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对话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推动两国地方间、企业间、智库间的“二轨”对话，搭建多层次的“二轨”对话平台，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一是要扩大中印地方政府间的“二轨”交流与合作。印度为联邦制国家，各邦具有较大的决策权，对印中央政府也有极强影响力。不同于印度中央政府对我国战略信任不足，印度一些邦政府对我国态度友好，对与我国经贸往来特别是吸引中国企业投资态度十分积极，我国应加强各省市与印各邦、各城市的友好往来。目前中印两国已建成了K2K（昆明—加尔各答）、G2G（广东—古吉拉特邦）的合作机制，效果良好，下一步可考虑进一步推进对口合作，如可考虑上海与印度最大的港口城市、金融中心孟买对接，青岛、大连、天津等与印度重要港口、商贸、工业城市金奈对接，我国电子商务中心杭州与印度班加罗尔对接等。

二是建立企业间的“二轨”对话对接平台。目前我国企业对印国情大多不了解，对印度招商政策、发展机遇、风险状况也不掌握，可提议建立两国工商企业间的“二轨”对话机制，如组织两国企业沟通交流会、项目洽谈会、产品展示会等，为两国企业投资贸易往来搭建平台。由于印度政治制度特点，印企业对其政府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通过我国企业向印反映的政策诉求对印政策制定也会具有一定影响力。

三是建立两国智库间“二轨”对话机制。印度对我国战略互信不足源于对我国提出的一些发展倡议认识不清，如对“一带一路”战略，印方很多官员学者表示不了解我国战略意图，媒体往往根据误解误判进行宣传，造成上至决策层下至普通民众的普遍疑虑。当务之急必须要建立两国智库间的“二轨”对话机制，通过智库沟通交流增进两国政府间的互信合作。